我相信，蔣藍這個名字，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是陌生的。這並非蔣藍的苦惱，而是表明了中國文化的困境，在目前中國語境下，一個人的寫作水准與他的影響力成反比，已經成了一條鐵律。以「文化口紅」制造者、電視名人、網絡寫手為主力的庸俗文化集團，已經在文化傳播方面占得先機，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即使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我們仍然不能忽略一個常識：那些將現實利益奉為最高真理的文化商人，無法承擔一個知識分子所應當承擔的使命，無論他們怎樣身手不凡，在文化市場上翻雲覆雨，但是，除了制造產值和利潤以外，他們再也不能干別的了，在理想建構和文化(文學)建設方面，他們手無縛雞之力。如果我們對此抱有幻想，那錯誤的就不再是他們，而是我們。時代的獻媚者不可能是一個富於理性的寫作者，而對於一個喪失理性的寫作者，我們是無法信賴的——我們首先對他們寫作的真誠性與真實性持懷疑態度，其次，我們對他們的文本創造力不抱奢望。
蔣藍是中國目前文化語境下一位不可多得的寫作者。他生存於底層，寫作，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並不因此而喪失觀察和批判社會的熱情，相反，他因此而獲得了更加強大的動力。在我眼中，他首先是一個擁有熱情、力量的人，我相信蔣藍的內心中擁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來應付生命中的困局，而個人的困局，從不對他關注群體的能力產
生負面影響。我每次聽到他說話的聲音，都會感到他身體內部的力量，一種昂揚、振奮、暢通無阻的力量。他是一個具有感染力和輻射力的人。這構成了他寫作的第一個前提，因為內心冷漠的人，有可能成為一個手藝出眾的技術工人，但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寫作者。這種輻射力，即使我在千里之外，也能感覺到。早在我認識蔣藍之前，就已經感覺到來自他內心的力量——讀過他的文字。是學者敬文東最早向我推薦了蔣藍的文字。初讀它們，令我倒吸一口涼氣。這些長期遭受冷遇的文字，使得文壇上的諸多熱鬧文字變得一錢不值，使許多炙手可熱的名字顯得無比尷尬，甚至我在下意識中對自己的寫作價值進行了重估。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對於寫作的認識。也就是說，蔣藍的出現
(所謂「出現」，是一個具有自我中心主義的詞匯，蔣藍並不需要「出現」，因為他一直都在那里)，使得當下中國文學業已形成的系統結構發生了變化，它原有的穩定性消失了，規律的有效性削弱了，寫作變得再次動盪起來，而這種動盪，正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所需要的，因為所謂的穩定(指文學上的)，帶來的只有寂靜和死亡(中國文學機制中的所有零件在長期的沉寂中已經幾乎銹死)。自90年代以來，這種動盪就發生了，小說界中的馬原、洪峰、余華、格非、孫甘露等成為始作俑者，而張銳鋒、鍾鳴、於堅、龐培等，又先後成為散文領域里的叛徒，對原有的價值進行了顛覆與重構。蔣藍在這一基礎上，無疑又加了一把力，文學的結構性震盪進一步升級。這引起文學保守勢力的極大不滿，而文學。尤其是蔣藍和他的散文，正是在指責、困惑以及貌似寬容的冷漠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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