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全二冊)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全二冊)
定價:420
NT $ 365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分析了秦漢時代經濟發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當時的基本經濟區、基本生產單位、產業結構和經濟類型,以及社會經濟形態,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

書中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不是自給自足,而是自給性生產;秦漢的地主經濟和小農經濟表明,封建的自然經濟和封建商品經濟可以在同一經濟單位中並存,並且互相補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本書對秦漢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復雜的生產關系,對商業、交通運輸、貨幣、財政、人口和賦稅徭役等都有比較詳細的考察,提出了一些不同於先前研究者的見解。對前此研究者較少涉及的社會各階級和等級的財富分配與生活消費,以及少數民族的經濟生活,也有專章論述。全書資料翔實,特別重視引用新出土的考古材料。
 

目錄

第一章 結論
第二章 人口分布
第三章 農田與水利
第四章 農業生產
第五章 畜牧業
第六章 林業和漁業
第七章 土地經營方式
第八章 土地經營方式
第九章 土地繼承與土地買賣
第十章 手工業生產
第十一章 手工業中的生產關系
第十二章 商業與都市
第十三章 商品價格
第十四章 貨幣
第十五章 賦稅
第十六章 徭役
第十七章 財政
第十八章 封建國家的經濟編制政策
第十九章 交通運輸
第二十章 社會各階級和等級的經濟地位與資產
第二十一章 不同階級和等級的生活消費
第二十二章 少數民族的經濟
本卷后記
 

這部九卷本《中國經濟通史》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它原屬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划中的重點項目,課題名稱「中國古代經濟史斷代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和首都師范大學、河北大學、鄭州大學、山東大學的一批著名史學家擔任各卷主編,組織各單位的學者參加,殫精竭慮,慘淡經營了十多個寒璁。部分分卷曾先行問世,飲譽海內外。現在九卷已全部完成,應經濟日報出版社之請,一次付梓,除保留各分卷的名稱之外,全書統一稱《中國經濟通史》。這實在是中國史學界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我受囑寫這篇總序,榮幸之余,首先是向各卷主編和作者祝賀,再就幾個有關問題略抒管見。

本書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遼夏金、元、明、清九個分卷。自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亦跨越三十幾個世紀。通古今之變,它是一部中國經濟通史,今天我們也需要這樣一部通史。經濟史以研究過程為主,非如政治、軍事史之著重事件,從編寫體例說亦以通考長、中、短時段環境、社會和經濟的演變為宜。

本書采取斷代形式,各卷主編和作者都是多年從事相應斷代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各卷都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有基本一致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並通過研討,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總線索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有大體一致的認識。本書認為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嬗遞,而以戰國時期各國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作為進入封建社會的標志。經濟演變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雙重制約,一般可以以一定自然條件下生產力的增長、一定社會制度下經濟運行的效果作為考察的主線。這樣看,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是曲折的,有進有退,但長期趨勢是不斷進步的。因而,本書不認為我國漫長的封建經濟有個上升的階段,以後就走下坡路,而是在生產力不斷增長中,舊制度逐漸瓦解,新的因素於焉滋生。

在總線索和總趨勢大體一致的認識下,各斷代即各分卷,以至一個分卷的各專題的撰寫,都具有相對獨立性,並允許不同觀點存在。這是本書強調的。這不僅是因為經濟活動十分復雜,並受歷代政治、軍事、社會制度和時代思潮的制約,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不可能有個統一的寫作規范;更是因為,任何歷史都是人們對過去的認識,這種認識總是不斷有所發現,有所深入,有所創新的。一部新的經濟史,不是已有文獻和著述的選擇與綜合,而應該在總體上和部分上,在資料、方法、觀點上,都屬新構,代表一個時代的學術水平。本書就是按照這樣的要求,把各分卷的撰寫建立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其中許多都是作者埋首多年或傾力攻堅的課題;對於已有的結論,也參酌海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和有關學科的新進展,予以再考察。因而,每個分冊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創新見解。這種發揮個人專長與集體智慧、允許不同觀點並存的辦法,國外也不乏先例,如《劍橋歐洲經濟史》、《方坦納歐洲經濟史》等巨著都是這樣,也都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表之作。

本書各分卷各專題的研究方法不盡相同,但都是以實證主義作為基本原則的。「實證」原是「確實」的意思。歷史研究首先是求實,無征不信,故實證主義可說是史學的第一原則。我國史學有實證的優良傳統,並發展出優秀的考據之學。不過,乾嘉以前的考據常是以經證史,受微言大義的限制,囿於個別事物,未能用實證主義原則來考察歷史發展的過程。今天,則是以經過考證的、自認可信的歷史事實,包括長、中、短過程的歷史事實,作為惟一的根據。這種歷史事實,代表歷史的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這句話用於治史真是再好不過。因為它同時排除了五六十年代在我國一度出現的教條主義史學。那種教條主義史學等於重蹈「以經證史」的覆轍,並且具有目的論、決定論的傾向。這都是不符合實證主義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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