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因明論

按理，剛曉法師是不該請我作序的，我也不是為其文集作序的合適人選。

要知道，剛曉法師作為出家人，其研習因明進而著書立說，充滿了宗教悲情。他本人一再聲明其因明研究不涉及與邏輯的比較研究，自己也不熟悉邏輯。我恰恰又以因明與邏輯比較研究作為立論之本。想不到他居然會找我，而我竟然也會慨然應諾。我是丟下手頭急于完成的任務而不顧，讀起了他的文稿。

我很願意為他的文集作序，原因在于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貢獻。

唐代玄奘所傳的因明是印度陳那的新因明，構成了漢傳因明的主體。剛曉法師主要研究陳那因明。陳那因明是辯論術、邏輯和量論的結合體。前期以立破為中心，大量內容與邏輯的推理相關，與推理的應用即論證相關。陳那因明是佛教的論辯邏輯學說，論辯的內容涉及印度各宗各派的哲學、宗教思想。前期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門論》，量論即認識論內容較為簡略。陳那後期代表作《集量論》則完全以其前期創建的立破學說為基礎，建立集大成的量論學說。
從1896年窺基《因明大疏》回歸中土之後，因明在近代復蘇。在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間(因明研究現代時期)，在佛教居士、法師、佛教哲學家、語言學家、邏輯學家的共同參與下，因明研究在漢地出現自唐以來的第二次高潮。突出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相關佛教和其他外宗思想體系的基本概念、哲學思想、宗教思想的闡發，二是運用準確的邏輯知識正確地闡明因明的概念和體系。前者以呂瀲和熊十力為代表，後者由陳大齊(上世紀30年代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獨佔鰲頭。他們各領風騷，形成互補。正由于這兩個方面的貢獻，使現代的因明研究延續了唐代正脈，達到了新的高度。其代表作有呂瀲的《因明綱要》等、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刪注》和陳大齊的《因明大疏蠡測》。

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就會發現剛曉法師因明研究的成就不同凡響。首先，在佛門中他是當代在因明領域唯一的著書立說者。其次，他不僅能講解《因明入正理論》，還能講解《因明正理門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是迄今為止能借助呂瀲、法尊、韓鏡清譯本完整講解《集量論》的唯一專家。第三，他推進了量論的研究。

在上世紀50一70年代，呂瀲和陳大齊兩位先生又各自發揮專長，撰寫了重要論著。中國邏輯史學會的學者們從70年代起在因明與邏輯的比較研究中取得豐碩成果，然而對于量論的研究除了看到虞愚、宋立道先生有所涉及外，幾乎無人問津。要推進因明研究，必須使立破學說和量論學說兩方面研究比翼齊飛。由于從事邏輯研究的學者們對佛學名相概念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之憾，普遍都較為生疏。就連邏輯學家陳大齊教授在70年代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論悟他門淺釋》中，干脆對二量部分略而不談。這既是出于學問家的坦誠，也是出于無奈。作為佛門中人，剛曉法師在其論著中對佛學名相、因明術語特別是量論術語的講解就顯得游刃有余。他對量論的研究頗有心得。唐代窺基和續疏者慧沼在《因明大疏》中把似現量、似比量歸為非量。剛曉法師則依照呂瀲先生“宗論而簡疏”的原則，詳考《入論》、《理門論》和《集量論》。根據《集量論》關于非量是不確定的量的觀點，判定似現量、似比量雖為錯誤的量，但不屬于非量，因為它們是確定的量。

讀剛曉法師的文集，有一深刻的印象，他是學術討論中一位難得的諍友。每遇疑難，必深入經藏，探幽發微，常有獨立的見解，而且勇于發表，敢于與古往今來的高僧大德、名家權威商討。其剛其曉，可欽可佩。

有個建議提出來，希望共勉。研究佛教量論的與從事因明與邏輯比較研究的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釋迦牟尼佛有很敏捷的邏輯思維能力。一個叫長爪的游行者對佛說︰“一切于我皆不可。”佛陀平靜地對他說︰“那你對自己的觀點‘一切于我皆不可’是否認可?”這一問，便把對方問住了。長爪的觀點是不完全的“障論”。唐代高僧神泰對此“半悖論”的解釋有一半是錯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懂得從全稱否定判斷推不出全稱肯定判斷的邏輯道理。陳大齊先生對許多因明概念的精當詮釋，使後習者少走多少彎路!陳大齊先生的因明成就主要得益于深厚的邏輯修養。剛曉法師倘能諳熟邏輯，文集中涉及因明與邏輯的見解當能更上層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