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講到象征符號和有關儀式過程的研究，都會提到維克多·特納。特納是著名的曼徹斯特學派的重要旗手，也是象征人類學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特納1920年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他的母親是一位演員，而父親則是電氣工程師。受他母親的影響，他進入倫敦大學學院學習詩歌和古典文學。他的學業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不過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開始對人類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恢復學業之后，特納選修了更多人類學課程，受到英國一流的結構一功能主義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A，R．RadcliffeBrown）、達里爾·福德（Darryl
Forde）、邁耶·福蒂斯（MeyerFortes）、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人的影響。1949年大學畢業后，赴曼徹斯特大學師從英國曼徹斯特學派掌門人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學習人類學。1955年，特納獲得博士學位后，在曼徹斯特大學做了幾年研究，並擔任高級講師。1961年，特納去美國斯坦福大學高級行為科學中心進行為期一年多的研究。不過，他回到了曼徹斯特大學之后，由於被美國學術生活的隨心所欲和多學科研究的氛圍深深吸引，1964年又再次回到美國，先后在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弗吉尼亞大學任教和進行研究。1983年去世。他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和延續：一項關於恩登布人村落生活的研究》、《象征之林》、《痛苦之鼓：恩登布人宗教過程研究》、《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戲劇、田野與隱喻》、《從儀式到劇院》以及《表演人類學》等。盡管最初特納曾經在一個中非部落中重點研究其社會與宗教實踐，以后還在烏干達的吉蘇人（Gisu）中做過人類學田野工作，但他最著名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對恩登布人（Ndembu）的象征符號和儀式過程研究之中。這項研究開始於特納在位於現在贊比亞的羅得斯一利文斯敦研究所為基地進行田野工作的時候，當時擔任院長的正是格拉克曼。特納的成名作《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和延續：一項關於恩登布人村落生活的研究》對恩登布人社會組織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使他成為曼徹斯特學派的新一代領軍人物。晚年，特納又探討了墨西哥、巴西和愛爾蘭等地的朝聖現象。《象征之林》就是他在象征和儀式方面研究的一本代表之作。在這本文集中，特納對恩登布人的儀式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描述，進而探討了象征和儀式的相關理論。他強調儀式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他的儀式理論對於深化諸如儀式過程等現象的解釋是相當有用的。正是特納的研究改變了人們分析儀式的思路。
人類是能夠使用符號的動物。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區別也許就是人能夠使用符號。許多人類學家在認識儀式和符號間的關系時，都將關注點放在對符號的認識和分析上。許多人傾向於將宗教和儀式與非經驗世界的符號聯系起來。對於宗教信仰者來說，宗教符號承載着知識和情感兩個方面的意義。
自19世紀中期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出現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受現代主義學術思潮的影響，人類學家以說明社會文化發展規律、追求文化事實的客觀性為最終目標，在研究中也采取了實證主義的策略。在英國人類學界，當時研究的主要注意力就放在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上。在田野工作進一步精細化的基礎上，埃文思一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拒絕實證主義的取向，轉而把注意力放在象征分析之上。在他有關阿贊德人和努爾人的田野民族志當中，由土著人如何區分自然與非自然等方面，說明了文化的象征性。像埃文思一普里查德一樣，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也避免去談論宏大理論，主張人類學家的任務是闡釋人們所攀附的文化意義之網。文化被視為體現在符號中的意義傳承模式，這種模式是以象證形式表達的承繼概念體系。特納受到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他的理論也有塗爾干（Emile Durkheim）、薩丕爾（Edward
Sapir）和其他一些人類學家的影子，其研究興趣經歷了由功能主義向結構主義的轉換，以后又超越了狹隘的結構主義。他關注文化象征因素之間的系統關系，在研究中也強調儀式符號，更用過程論研究開創了一片新天地。他既關注社會延續又強調社會沖突的過程論觀點與當時在人類學論壇上流行的結構-功能主義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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