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百年中國文論史案，是我這輩子最想做的事。我已為此工作了十余年。
始原意向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逼近世紀末的我痛感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格局的“不對稱”。這就是說，百年中國文學這輛車，本有兩個輪子，一是作家-作品，一是思潮-理論，且學者暨批評家為百年文壇留下的世紀性痕跡，並不比作家淺，但他們在當今學界所承蒙的重視程度卻遠不如前者。只需一瞥當年學術力量的分布，你不難發覺，無論北京大學（錢理群、陳平原、洪子誠）、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園），還是華東師範大學（王曉明）、復旦大學（陳思和），那群才子才女皆傾心于作家一作品；對同樣亟待系統評述的思潮一理論，則用心者甚少。後至20世紀90年代中葉，雖陸續有北京大學溫儒敏著《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復旦大學吳中杰著《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蘇州大學劉鋒杰著《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等問世，但與熱衷作家一作品的豪華陣容相比，猶嫌單薄。如此境況，弊端有二︰一是創造了百年文論的那幾代批評家，本是以評論奠定其歷史影響的，卻長年得不到後人的精心勘探與鄭重評估，這似有失學術公正；二是著眼于學科建構，若作為百年文學的有機構建的百年文論遲遲得不到學術善待，則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都難免有遺珠之憾。
在我看來，百年中國文論史研究當是對郭紹虞20世紀40年代所奠定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術延展。曾被學界定為二級學科並設相應博士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最初在郭紹虞那兒是從孔子文學觀寫到桐城派，嗣後其弟子將其尾聲延伸到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其實，王國維主要撰于1904年~1908年間的人本-藝術美學（其代表作是《人間詞話》），既是延綿千年的古代、近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最後一幕，同時也是昭示20世紀中國現代文論的光輝序曲。故潛心于晚近百年文論之史學爬梳，無疑是對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先賢學業的殷實傳承與發展。畢竟作為歷史真實展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並沒有終止于晚清，故後學也就有理由不憚續貂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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