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生命倫理學》（Bioethics）雜志有關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的一期特刊的社論中，Anne Donchin和Deborash
Diniz指出了對所有生命倫理學家的兩個挑戰：「如何將生命倫理學對話的主題轉移到突出一些隱含的假定，正是這些假定形成中心問題，決定應該傾聽誰的聲音，以及如何使全球生命倫理學的眼光更為犀利，以便像容納享有特權的人群的視角一樣也包容邊緣人群的視角。（Donchin，A.and Diniz,D.2001,Guest editors
’’note’’,Bioethics15(3):iV)北京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會議就是要應對這些挑戰。
「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並不是只有一種。「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這個術語要求許多不同的進路，然而也許有可能在它們中間鑒定出一些共同的要素。這些進路包括這樣的觀點，即對倫理學的一些傳統的進路依賴於抽象的原則，但也許忽略了可影響某一情況的道德層面的重要的權力差異：尤其是在種種社會情境下男人與婦女之間的權力差異。這對當婦女在某些事件或活動中是主要參與者時特別重要，例如生育和無關孩子；這對當她們或者由於她們相對於家庭和配偶的地位，或者由於醫務人員的家長主義而無法參與決策時也特別重要。
由於明顯的理由，人工流瓣話題在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齡前總是處於突出的地位。雖然爭論的范圍往往包括胎兒的地位，即何時胎兒是一個人，在什麽階段它是具有道德地位的存在，但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則將注意力集中於其他問題，例如懷孩子的是婦女，婦女有選擇的權利。鑒於遺傳學技術的進展，婦女與遺傳服務（當然在生死情境下）有更多的接觸，包括產前檢測和植入前檢測，並且她們成為一出生就患遺傳病的兒童的照料者的可能性要比男人更高，這也是有關的。
北京會議將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集合在一起，來爭論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中突出的問題，包括生殖和性。令人驚慌的是，盡管經驗上有很大差異，探討的進路不同，但關注的領域卻驚人的一致。例如強烈關注尤其在討論生殖問題上自主選擇的重要性，雖然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自主選擇的結構障礙迥然不同。在應對Donchin和Diniz指出的第二個挑戰時，會議考慮了在中國農村獲得資源和決策的經驗性案例研究，以及有關自主必概念本身的理論討論。
然而，在討論婦女在生殖和性的決策之外，也注意公共衛生的政委問題。對北京會議的上述第一個挑戰涉及確定問題提出的方式。通過女性主義倫理學的棱鏡，有可能了解研究議程和公共政策，如何通過特殊的方式使隱含的假定指導爭論，如何通過確定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的政策，來歧視婦女和脆弱人群。因此，看起來也許中性的政策，例如要求以證據為基礎（循證），也許事實上不是以中性的方式在動作。
如果探求某種全球生命倫理學是一種合理的追求的話，這些考慮提示，不應一開始就試圖確定形成共識的原則，而是應該像上述引文指出的那樣，通過使眼光更為犀利來確定忽視哪些問題，不聽哪些聲音，或者將它們置於框架之外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