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用印的特色首先是數量大。在近現代書畫家中，若論用印的數量，是沒有人超過他的，千方以上當不在話下。對于其確切數目，由很難準確統計。不過，從他眾多的[張愛]、[大千]同一印文的圖章看，也能想見其一斑。
張大千一生喜歡交游，朋友遍天下，故他的用印，除了自刻外，同時代的篆刻名家基本上都為其刻過印，如王福庵、樓辛壺、李尹桑、張樾丞、簡經綸、趙鶴琴、方介堪、朱復戡、台靜農、陳巨來、韓登安、錢君淘、頓關夫、王壯為、曾紹杰、張祥疑、吳平等，前後幾十人之多。其中，以方介堪、陳巨來二人為其治印最多，反過來也可看出他最欣賞他們的篆刻藝術。據方介堪晚年回憶，他為大千治印，僅[大風堂]就不下五、六下枚。他在晚年也為大千刻了數方印。陳巨來為大千治印難以準確計算，僅一九四門年夏天半月之內就刻了六十方。
其次，張大千對印章的用法，也相當有研究。如對于他形式多樣的畫風，他認為就不能用同一種印風的圖章，[工筆宜用周秦古璽，元朱滿白]，而寫意[可用兩漢官私印信正宗]。他青睞方形和圓形的圖章，而對于依照自然形狀刻成的圖章，基本上不甚喜歡，他曾說，[方形的最好，圓印還可以，若腰圓天然型等，都不可用]。即使名號印之外的閑章，內容最好也要用古人成語，和畫面本身匹配，這點我們也可從他的作品上得到印證。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其用印多是自刻。一九三0年出版的[大千印留]中，收入了他自刻的數十方印，多為名章，如他至今傳世的一九三0年前後作品，所用印章即在此書中。三十年代後期的作品上，慢慢出現了與他人篆刻並用的情況，如李尹桑、方介堪、韓登安等。到了四十年代，如從敦煌歸後，基本上全用他人所刻印章。由于受到敦煌壁畫的滋養，畫風也與三十年代大變，與此相適應，所用印章以方介堪、陳巨來、頓立夫工整風格為多。到了晚年
，畫風更趨蒼勁，用印中出自王壯為、曾紹杰也不少。但總的說來，大千自中年之後，方介堪、陳成來、頓立夫三家所刻印為使用終生之印，並不局限于中年。即使大千先生的收藏印，也多出自此三家。
第三，雖然大千用印很多，但部分閑章有著嚴格的使用範圍。如[除一切苦]僅僅用于佛教題材，[摩登戒體]只在他的仁女畫上看得到，[可以橫絕峨嵋]用于山水畫等等，不一而足，這要在實際的工作中具體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