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今,在滿足可行性的要求下,人們正在將可能的未來與技術媒體合而為一。迄今為止的各種媒體歷史,都適應于這樣的要求。它們有義務反映由簡單事物直線發展到復雜事物的觀念。而這本媒體考古學,卻另闢蹊徑。它讓時間箭頭從“現在”掉過頭來,穿越以往的種種事件和人物後才指向可能的未來。它展開了一個範圍廣闊的搜索運動,去尋找那樣一些理念、構想和實踐,所涉及的是當時還不可能實現成為媒體式事物、而後來又遭大家遺忘和排斥、甚或至今還毫不為人們所知的那些探險式的作為,由此產生出一大批令人振奮的發現,給媒體的發展提供了某種富有建設性的多樣性。在此,技術所起的主要作用,已經不在于它有潛能去消除人們的恐懼感,滿足那些致力于全球化的實踐家們的需要,而在于它能有助于展開想象力和詩意的創作。就這個意義而言,齊林斯基的媒體深層時間,不同于對絕對事物所作的徒勞無功的追求。

本書作者齊林斯基教授,是第一個提出“媒體考古學”的人。他對視听技術的深層時間所持的觀點,在世界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重視。

齊林斯基教授出生于1951年。曾先後在馬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學習戲劇學、德意志語文學、哲學、語言學、政治學和媒體學。在上世紀80年代,他任教于柏林工業大學,在那里開設了有關媒體學和媒體咨詢的課程。1990—1993年,任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教授,開設“視听”課程和開展這方面的研究。自1993年起,教授“交流與媒體學”,其重點是“媒體考古學”。自1994年至2000年,成為“科隆媒體藝術學院”的創辦人,並擔任該學院的校長。

齊林斯基教授自1981年至今,出版發表了大量的有關媒體的理論與實踐的著作和論文。其中有不少著作被翻譯成其他文字出版。2005年11月份,他的又一部著作《論技術視听的深層時間》,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MIT)翻譯出版,獲得很大的重視。他還擔任歐洲許多有關媒體藝術組織的領導職務。2004年5月,他應邀參加在我國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2004北京首屆國際新媒體藝術展暨論壇”。在擔任其中一個討論會的協調組長時,特別提出了他對藝術的作用的觀點。他認為︰“藝術是自由的,不要把功能性強加在藝術上面。”這個提法,當時在會上曾引起熱烈的爭論。

齊林斯基教授的這本《媒體考古學》,出版于2002年,是他近年來的一本主要著作,集中了作者多年來關于視听的深層時間的觀點。本書內容充實,所引用的材料既廣泛又深刻,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他還對本書中文版的出版給與很大的支持,把原書出版後他本人所作的微小的修改與補充寄給了譯者,並且把所有的插圖,用較高的清晰度拍成照片寄給了譯者。

關于本書的翻譯,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由于本書作者精通多種外語,在論述時喜歡運用德語以外的其他相關的外語。為了避免中文譯本中太多地插入西文,在一般情況下,澤者都直接用中文譯出了。其次,書中引用的人名很多,譯者采用的方法是,對于國內不很知名的人名,在首次出現時附上西文原文。重復出現時,就只用其中文譯名了。最後,由于本書所引用的參考書籍論文很多,譯者除了把原書按作者字母次序的參考書籍論文列在書末外,在文中引用到的時候,只在首次出現時將書名中文譯名及出版地點和年份列出,而以後重復出現時,則根據情況,有時就只寫出“參見某某人的前引書”。

我國具有悠久的文明歷史。從媒體考古學的觀點來看,極應該有更多的中國歷史上的內容加入進去,只有這樣,才能更趨完善。譯者曾向齊林斯基提出這個想法。很希望我們國內的學者能夠收集原本很豐富的材料,在這方面有所著述。也希望包括齊林斯基教授在內的國外學者也能對此發生興趣。此為譯者翻譯後所萌發的一個心願。
 

目錄

導論︰論技術視听的深層時間
媒體類考古學之方法學上的借鑒和關聯
第一章 恩培多克勒篇
第二章 波爾塔篇
第三章 基歇爾篇
第四章 普爾基涅篇
第五章 隆布洛索篇
第六章 加斯捷夫篇
第七章 結論篇,附媒體的類考古學的設計圖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在20世紀的歐洲,有一位屬于最早對未來通信理論作出片斷論述的人,他並不是什麼科學家,而是一位詩人。1927年,戲劇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寫出了一篇題為《無線電——那是大洪水降臨之前的發明嗎?》的富有刺激性的短文。一如他在作理論探討時常有的習慣,在這篇短文中,為了使他的觀點直觀化,他也運用了譬喻的手法︰

“我記起了一個古老的故事,據說有人向一個中國人夸耀西方文化的優越性。那中國人問道︰‘你們有些什麼呢?’那人對他說︰‘我們有鐵路、汽車、電話。’那位中國人很客氣地回答他說︰‘這些東西,我們倒是已經又給忘記掉了。’說到無線電,我立刻有這樣一個可怕的印象,似乎它是一個陳舊的裝置,是那時由于大洪水的降臨而遭到遺忘的東西。”

這位通曉中國哲學和文學的德國著作家,用這個故事表明了兩件事情。第一,他要我們引起注意,有許多表面上顯得那麼標新立異的事物,卻可以歸結到某些具有悠久傳統的思想觀念那里去,而對于那些屬于最新——代文明的人來說,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引以為自傲的。第二,每當西方文化的代表者大談特談用什麼新技術發展交通與通信的可能性時,其所面對的對象卻偏偏是那樣的一種文化的代表者,在那里,許多現代媒體設施的基礎已經早被設想出來或者被發明出來了,每當這樣的時候,他就著實為前者感到羞愧了。

現在這本《媒體考古學》的作者,在面對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時,也感覺到了類似的羞愧。他痛感他所作的研究的狹隘性。這種狹隘性,固然也是由于受到了工作強度的限制。把早期歐洲媒體歷史中那些業已被埋沒了的部分給重建起來,對于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來說,那已經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氣的艱難事業了。思想的高度集中,那是絕對必要的。不過,這里面更重要的原因,卻還是方法學上的原因。如果根據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創導的那種廣為流傳的傳統認真地去對待深層時期的概念以及知識考古學的內涵,那麼,就不應該信賴由翻譯所得的材料。人們必須掌握其所研究的事物的原始來源的語言。這就如同人們有必要掌握計算機程序的源代碼一樣。

現在,我想談談作為新媒體的技術“靈魂”的電學的譜系,其中就涉及到磁學以及磁學研究的深層時期。在此,我遇到了一篇關于指南車及其跟磁性羅盤的關系。文章作者李樹華(音譯),他堅信指南車和指南針都是在中國發明的。不過,他也詳細地寫到了他所感到的重重困惑,長時間來,在中文文獻中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困惑,首先是由于車子原先畢竟是純粹機械類的工具,而這樣笨重的東西,如何可以認定它作為磁性的工具而用作地理方位的確定。在歐洲研究文獻所作的各種翻譯之中,這樣的誤解一直到20世紀初還頑固地被堅持著。可見,語言上的細微的差異,導致產生了這樣一個對于技術歷史和媒體歷史至關緊要的誤解。

可惜我沒能掌握中文。我無法讀取中國早期媒體歷史的源代碼,因此,在本書中實際上也就缺乏對它的論述了。

不過,從這里面也可以得到結論,那就是,如果要對媒體的深層時期作廣泛的研究,那就必須要有許多人的協同努力才行。這樣的合作,既要跨越在媒體研究領域上面互相交疊的多門學科,又要跨越所涉及到的各種文化和語言的界限。為此,2003年我在“科隆藝術與媒體大學”建立起了一個專業組織,使得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和藝術家能夠每年聚集在此交流他們有關媒體譜系的各自相異的研究成果。我們稱這一個實驗性的工作領域為“變體學”。這個工作組織的成果,將以科學界的當代世界語英語予以發表。

我也把我的這本《媒體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版,看作是對參與這樣的媒體變體學工作組織的公開的邀請。我希望,本書的出版會啟動跟那些在中國從事媒體開發的當前的和深層時期的狀況的研究的人的對話。

我在此特別需要感謝榮震華教授在翻譯本書時所表現出的巨大的努力、耐心和細心。在出版社方面,我也要感謝侯玲女士的非凡的關心。我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和德國羅伏特出版社以及北萊茵一威斯特法倫州的科學部,感謝他們對本項目的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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