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春姨悲秋

節選

在台灣，「鄉土文學」這個概念是有著它的特具的意義的。鄉土，固然指的是自己生長的地方，有著它原初的土地、農村、市鎮、城市等各自不同的成分，而更重要的，則是在這里所結合成的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事的關系，由是而交織成他們的生活，顯現出他們的感情、思想、夢幻與理想。這是他們個人和族群的根。所以，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著各自不同的鄉土，由是而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當然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鄉土文學。在這些文學作品中，有著人類共同的感情和思想，也有著各自特殊的差異所在。但是，自古以來，因為生活或其他的關系，鄉土的意義愈來愈增加了變動與動盪的現象，甚至徹頭徹尾地讓人的生活方式、生命的意義作了另一種改變。這不只是大自然的滄海桑田，而是在各方面更是人們為了某種利益和企圖而有計划的強制為之。這情況，到了近代的工業文明以及由這工業文明所衍發出來的思想、行為和制度(如殖民主義、消費社會的工商業文明)所造成的作用，更使得原來的鄉土意義遭到了形形色色的異化。甚至讓人覺得一切種種有「連根拔起」的感嘆。於是，在這方面，鄉土文學也就有了各自的特具的意義。

台灣本來是一個中國漢族的移民社會，由於是移民社會，所以自開發以來，它的社會結構和生活形態，便與中原的漢族社會既有相同之處，也有著不同的改變。到了19世紀以後，由於地理位置的關系，這移民社會剛剛建立起來的農業文明又遭到了近代工業文明的侵襲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而不幸的是，它就這樣地由移民社會走上了殖民社會。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台灣所處的命運。在這一命運中，台灣的新文學的興起，就有了它的特殊的內涵。一方面它要顯現台灣人的生活和悲苦，一方面它更要不停地喚醒在悲苦命運下台灣人奮斗的意志，由是而樹立台灣人的努力向上的精神，培植台灣人純潔、善良、刻苦自律的情操。今天，我們展讀一下日據時期賴和、楊逵、呂赫若、張我軍、張文環、龍瑛宗、吳濁流等人的作品，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強烈的感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回歸了中國，但是它的命運並沒有真正地擺脫殖民地的命運。經過了短時期的摸索和仿惶，在戰後美蘇兩強爭霸的熱戰、冷戰的回旋、反復或交織作用和中國本身的災難影響下，台灣又步入了眾多第三世界同樣的命運。而戰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成長，也就更加快速地讓台灣的社會從上到下作了前所未有的改變。這改變雖然引導出來後來的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然而這奇跡之後所付出的代價，和所衍發出來的種種負面作用，卻也讓人感到沉重的憂心。這樣，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現勢所安排的世界秩序，以及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落後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貿易、傳播乃至於種種文化關系，不能不提出重新定位、重新探索、重新評價的要求。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在公元1977年前後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也正因為這場鄉土文學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所以這場論戰不僅在台灣島內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回響，產生了一定的歷史作用；就是在島外，特別是港、澳及其他海外華人地區，也引發出一連串的相同或不同的討論；甚至對於這些華人地區具有主控力量的美國和日本，也有形、無形地透過各種管道，對這場論戰付出了莫大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