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一個建構主義的視角

關於建構主義翻譯學之構想(代前言)
第一章 關於翻譯學的學科學思考
1.1 增強學科意識，促進翻譯學的發展
1.1.1 學科學的發展與翻譯學的孕育
1.1.2 作為獨立學科的必要條件與要求
1.2 翻譯學的學科性質與特點
1.2.1 翻譯學是一門綜合學科
1.2.2 綜合學科內部結構的特點
1.2.3 綜合學科內部的科際整合
1.3 翻譯學的機體結構模式
1.3.1 為什麼要選擇傳播學的結構模式作為翻譯學的機體結構模式
1.3.2 傳播學觀照下的翻譯研究的特點
1.3.3 傳播學的豐富理論成果是翻譯學的雄厚理論資源
1.4 翻譯學的理論結構框架模式
1.4.1 以言語學作為主干理論框架的建構性研究
1.4.2 言語的語言學與語言的語言學
1.5 增強理論意識，促進翻譯學的建設
1.5.1 在翻譯研究中輕視理論的傾向
1.5.2 理論的構成、性質與功能
1.5.3 在翻譯研究中輕視理論的緣由
第二章 對已有幾種翻譯研究范式的反思與批評
2.1 我國譯學研究的幾次范式演變
2.2 語文學范式的翻譯研究及其批評
2.3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及其特點
2.4 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中的盲點與誤區
2.4.1 結構主義把翻譯研究置於天真的假設基礎上
2.4.2 對結構主義意義觀的解構
2.5 解構主義范式的翻譯研究與批評
2.5.1 解構主義翻譯研究對翻譯學的貢獻
2.5.2 哲學的語言論轉向：一種認知范式的轉變
2.5.3 翻譯觀念：從獨白走向對話
2.5.4 翻譯的過程：一種對話的參與
2.5.5 理解中的偏見與翻譯的再創造
2.6 解構主義的翻譯研究——缺少主體框架的研究范式
2.6.1 翻譯學的框架結構問題
2.6.2 為什麼解構主義的翻譯理論不能成為本體理論框架
2.6.3 翻譯學主體理論框架的性質與特點
2.7 如何看待解構主義的研究范式
2.7.1 我們應從解構主義那里學些什麼
2.7.2 在學習中應避免的幾個傾向
2.8 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反思
2.8.1 為什麼譯學研究出現文化轉向
2.8.2 如何看待這種文化轉向
2.8.3 回歸本體之路與雙重解讀的策略
第三章 建構主義翻譯學之知識基礎
3.1 實踐哲學——建構主義翻譯學的哲學基礎
3.1.1 哲學觀念的變化與翻譯研究的關系
3.1.2 從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轉向
3.1.3 哲學的實踐轉向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
3.2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認識論基礎
3.2.1 經驗 分析科學與重建性科學的區別
3.2.2 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主客體關系
3.2.3 自在客觀性、主體間性與自為客觀性
3.2.4 三個世界理論與翻譯研究
3.2.5 從狹義認識論到廣義認識論
3.3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理性基礎
3.3.1 翻譯研究范式與理性基礎
3.3.2 翻譯研究中的理性定位
3.3.3 建構的翻譯學的理性基礎：交往理性
3.4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真理觀
3.4.1 不同翻譯研究范式中的真理觀
3.4.2 共識性真理及其特點
3.4.3 共識性真理觀與建構的翻譯學
3.5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
3.5.1 結構主義和本體論語言觀及其翻譯觀
3.5.2 言語行為理論及其哲學基礎
3.5.3 言語行為理論與建構主義翻譯學
第四章 建構主義的翻譯學
4.1 普遍語用學的翻譯觀
4.1.1 何為普遍語用學
4.1.2 翻譯學的語言學基礎：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向言語行為理論的轉變
4.1.3 普遍語用學的翻譯觀
4.2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理解觀
4.2.1 絕對主義的意義觀與理解的機械性
4.2.2 相對主義的意義觀與理解的任意性
4.2.3 哈貝馬斯對意義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理論的超越
4.3 從言語行為理論到普遍語用學
4.3.1 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
4.3.2 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
4.3.3 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
4.4 言語結構的雙重划分與翻譯模式的轉變
4.4.1 言語行為作為普遍語吊學的最小單位
4.4.2 言語行為的雙重結構
4.4.3 雙重結構原理對翻譯研究的意義
4.5 現實文本與觀念文本
4.5.1 觀念文本與現實文本
4.5.2 不同性質的觀念文本與現實文本的不同關系
4.5.3 文學文本與現實文本的關系
4.5.4 情感的讀者與理性的譯者
4.5.5 普遍性原則與論證性原則
4.6 最低限制性：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翻譯標准特征
4.6.1 傳統翻譯觀的顛覆
4.6.2 傳統翻譯標准的破碎
4.6.3 建構主義翻譯學的翻譯標准問題
4.6.4 新舊翻譯標准的比較
第五章 翻譯倫理學
5.1 翻譯活動中的權力與話語
5.2 不對稱的文化交往
5.2.1 殖民話語與翻譯的境遇
5.2.2 后殖民主義語境下的翻譯研究
5.2.3 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5.2.4 自我中心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
5.3 翻譯倫理學
5.3.1 何為翻譯的倫理學
5.3.2 翻譯活動更需要道德與倫理規范的制約
后記

翻譯研究是不是一個學科，翻譯有沒有「學」，現在不應該再費時論爭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譯學，要寫出兩部大書，一部是《中國翻譯史》，另一部是《中國翻譯學》。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在為《翻譯研究叢書》寫的總序中第一句就宣稱：「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國1979年就開始招收翻譯專業的碩士研究生，1986年國務院學位辦公布了首批「翻譯理論與實踐」（二級學利）的碩士點，現在己有一大批以翻譯研究為學術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1989年以來，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陸續設立了一些翻譯研究項目，1992年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學科分類與代碼》，把翻譯學正式定為語言學（ 級學科）中應用語言學（二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三級學科。雖然這個學和｜定位還不夠科學，但這個學科的存在已被公認。這說明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是隨着社會的進步和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和發展的。

近20年來，這個領域的國內外學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層次，陸續出版了不少翻譯學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為滿足國內翻譯教學的需求和推動這個學科的發展，經過精心選擇，引進了一套「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現已出版29種），這在我國翻譯界還是第一次。這套叢書在翻譯教學和研究中已經並將繼續發揮它的重要參考和借鑒作用。

但是引進與借鑒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結合我們自己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實踐進行新的創造。怎樣創造？許多學科的發展史證明，要創造就要中外結合。怎麼結合？中國學術史告訴我們，要結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為根基，以國外的研究為參照，借鑒其理論與方法，改造和創立基本范疇，建立新的范疇系統。這個以自己為主的中外結合的原則就是學科建設的方針，也是我國翻譯研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對一個學科的發展來說，引進國外的理論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結合我們的翻譯實踐、翻譯教學與研究，寫出與我們自己的實際密切結合的論著。國內已經出版了一些這樣的著作，對翻譯學的建設起到了某種程度的推進作用，功不可沒。但從理論的系統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來說，我們還沒有一本多數人認可的《翻譯學導論》。此外，在中隊傳統澤論的繼承性研究、外國譯論的借鑒性研究、翻譯實踐（包括翻譯教學實踐〉中新問題的探索性研究、相關學科（如文化、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哲學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力法論的多層次研究（包括本學科的和相關學科的）等幾個重要領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統研究的論著。

為了進一步推動翻澤學的研究與發展，滿足這個學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學與研究的需求，我們特別組織國內專家撰寫以翻譯學學科本體研究為主的系統的理論性論著一「外教社翻譯研究叢書」。在籌划此套叢書時，我們了解到中山大學「985」學科建沒項目也正組織編寫「中山大學翻譯研究叢書」，我們很高興把他們的這些選題納入到「外教社翻譯研究叢書」中來。本叢書是一個開放性的系列，我們撰寫、約稿的原則是：（1）作為翻譯研究類的學術專著，應充分反映本領域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論的系統性和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的創新性，目的是對翻澤學的發展和翻譯人才的培養起重要的推動作用；（3）用漢語撰寫。讀者為高等學校翻譯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的教師、研究生，翻譯學界、語言學界以及文學、文化、哲學與心理學等學界的翻譯工作者和愛好者。

翻譯是人類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I·A·理查茲（l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說，翻譯很可能是宇宙進化過程中產生的人類最復雜的一類活動。它的復雜性必然對我們的研究構成挑戰，要求我們的研究不斷拓展，不斷創新，不斷深化。從古至今，大體說來，人類對翻譯的研究已有了直觀經驗式的、文藝學的、語言學的、文化學的等多種視角和方法。我們相信，我國的嘗得一定會同世界各國的同行一道，對人類這項重要而復雜的活動不斷加以探索，進行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為這一學科的發展做出我們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