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說四大奇書

作者弁言
序
第一章 文人小說的歷史背景
第二章 《金瓶梅》：修身養性的反面文章
第三章 《西游記》：「空」的超越
第四章 《水滸傳》：英雄豪氣的破滅
第五章 《三國志演義》：義士氣概的局限
第六章 對「四大奇書」的理學闡釋
參考文獻
譯后記
出版后記

鑒於本書篇幅頗大，我想一開頭先把自己的意圖說一下。從實質上說，本書匯集了四篇研究中國明代所謂『『四大奇書，，的專著，給它的英語版只好起個頗為單調乏味的書名：The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ra Novel。這些論文皆可獨立成篇，分別作為對這幾部作品的闡釋，聽任讀者隨意取舍。但全書也想提出一些爭辯性的論點。為了不浪費讀者時間，我想盡可能扼要地將其概述如下。

首先，我對這些「奇書」的見解是基於這麽一個信念，即它們只有被看作是反映了晚明那些資深練達的文人學士的文化價值觀及其思想抱負，而不僅僅作為通俗說書素材摘要時，才會獲得最富有意義的解釋。我相信，這幾部小說的最完備修訂本的作者和讀者正是創作了獨樹一幟的明代『『文人畫』』和「文人劇」精品的同一批人。所以，我不揣冒昧，也許是言過其實地把這些小說稱為「文人小說」。

作了這樣的交代之後，我便想就下列幾個特殊的方面談一些我的看法。第一，我想證明，這四部作品以它們最成熟的面貌問世，標志著中國散文小說中一種新文體的崛起。我認為，這些作品盡管在主題和風格上大相徑庭，可是在結構和修辭方面的一系列共同特征顯示出它們的作者具有強烈的文類意識。雖然，時至今日，除了我把它用來作為本書書名的所謂「四大奇書」22~1”，還沒有給這種文體一個更精確的標名。為了支持我關於這一體裁成形不早於16世紀的論點，我覺得有必要對每一部小說的成書和作者等問題的現有證據作一番詳盡費時的概述。這種考證探究並非本書主旨，我也不認為自己在這一領域有何獨特的發現，我之所以試圖綜述這方面現況，只是想表明16世紀修訂本對四大傑作的出現所作出的莫大貢獻，並以此闡明它們對早先的說書材料作了何等脫胎換骨的改造。這當然不是否定通俗故事本身和先行敘述素材在每一部作品演化過程中的重要性，而只是為了強調說明，這一批新瓶也許比它們的老酒更有意義。

換言之，我想說明，在這里分析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只是意味著對各自的敘事系統作了最詳盡的復述，而實際上是指一道以先前故事來源和通俗意象為素材，進行了主要是反諷處理的徹頭徹尾的修改過程。按我的理解，反諷修辭術在明代小說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就像稍後時期歐洲小說文體的情況那樣，是一把具有兩面刀鋒的利刃：它一方面生產出一些主要用來削弱通俗文化對英雄人物的意象和褒貶偏情的作品，但與此同時，它又帶有樹立某種正面形象的必要含義，盡管這只不過是正在崩潰的價值觀系統所遺下的廢物。在對這四部富有反諷色彩的傑作所表現的意義變化進行試探性分析時，我將盡可能把小說中所表達的觀念跟明代思想史背景聯系起來。這樣，我便特別注意強調那些反映小說本質的「儒家」傾向性——盡管作品中實際表現的淺薄說教片段似乎完全是用佛、道兩家術語來表達的。我將在最後一章總結性論述中設法論證這種說法是有益的。不過，屆時我還想說明，這兒一些明顯矛盾是無關宏旨的，因為我們在本書中要探討的始終是構成晚明思想核心的折中論，這種人生觀因其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情感而變得更為豐富，然而卻從未脫離過當時文學修養和價值的儒家基石。

我堅持對小說進行的反諷闡釋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是以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從西方文學批評中的現代小說理論這一角度來分析作品的。我坦率地承認這一點。我希望對中國作品的這種研究方法將不僅能使外國學者把這些作品泛稱「novel」更名副其實(我曾在別處對這個問題進行專門論述)，而且同時還可以拓寬「novel」這一術語的定義，使之能接納非西方傳統中類似的文學情況的范例。不管怎麽說，本文所要分析的小說「奇書」本身用不著以任何時髦的批評術語來為其證明價值。

然而我對明代小說傑作的處理另有一點需作說明。我必須承認，我對在研討這些名文時妄自加上自己的批評見解一事不免有過顧慮，因為它們畢竟屬於一宗異邦的文化遺產。但我總是不斷受到中國朋友和同行們的熱情關懷，他們對一位異邦人來闡釋本國文學豐碑所持的寬容態度使我的疑慮頓然消釋。只要設想一下，在任何其他文化環境中，一位外國學者倘若敢於闖入他們文化遺產的聖地並妄加評論將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那麽，上述的慷慨精神就顯得更為感人。

此外，還可以談一下另一種原因，說明我為什麽認為本書所提出的見解並不像乍看之下那樣陌生，這是因為我主要的啟發和指導都得自中國的傳統小說評注家。他們的批注附隨著不少明末清初小說名著的精刻版本。只因為這些評論家常犯言過其實、各執一詞的弊病，近代學者往往把他們的見解摒棄於嚴肅的小說研究之外。但我相信，這些批評資料的系統運用至少有兩大理由可以為它辯護：第一，盡管這種批評常多主觀臆度和偏頗離譜之處，但它們的中鵠率與現代批評家的成績相較，畢竟猶勝一籌。更貼切的一點是，這些評論縱然有精有粗，都使我們得以窺見這幾部奇書對當時的看官聽眾，即16—17世紀的文人讀者，所表達的原意。

我得益於早期中國的評注家們，正如我受惠於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即把著名通俗小說納入學術研究課程的老前輩以及大批近代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獲得的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本書第一章能夠寫成，完全是杭州大學徐朔方教授鼎力相助的結果。他在1983--1984學年間作為盧斯研究員來到普林斯頓大學，幫助我舉辦了一系列有關嘉靖和萬歷文學的研究生討論班。我也深深感謝北京的吳曉鈴教授慷慨相助，讓我分享他的博學宏文。在我這里近處，我的研究顯然受益干夏志清、韓南(Patrick Hanan)、柳存仁、雷威安(Andr4 L6vy)、芮效衛(David Roy)等國外人的著作，他們從根本上創建了西方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術領域。此外，還有無數老師、學生、I司學們在我寫作此書過程中都有過莫大幫助，不能一一舉名，只好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作者

1986年6月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