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著系列,將與《中國鄉村研究》輯刊一樣,從國內外的研究中擇優出版。學術專著是建築一門學問的基本磚石。高水平的專著既要有新的實證貢獻,也應從其中提煉新的分析概念。實證研究和理論概念的融合與積累,而非時尚模式、意識形態的引用或者簡單的經驗研究積累,才是提高一門學問的正確道路。
本專著系列希望於已經成熟的學術界同人,更寄希望於今日和未來的青年學者。凡是關心農村人民的高水平研究,無論學科與觀點,都歡迎投稿。
本書是《鄉村研究專著系列》叢書中的《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這本小書,顧名思義,是探討歷史上的農民和地主的關系,及與之有關的若干問題。有些讀者會問:這些事情好像早就有了定論,還有沒有必要「舊話重提」?一些朋友心里雖有想法,卻還沒有機會通盤思索,或把那些新發現的史料作一排比。作者想類似的情況一定還有不少,否則,或許早就發現問題之所在了。
目錄
總序
序言
第一章 問題的緣起
附1.有關地主占有土地數量的調查
2.有關地租征收對象的問題
第二章 地租征收量的下降
一、原額與實額,以及租額修訂前后的對比
二、實收數與租額(或最高實收額)的對比
三、分階段的對比
附 圖表:各地不同時期的租實收率
第三章 地租量下降的原因
第四章 農民抗租行為分析
一、日常行為
二、暴力反抗和有組織斗爭
附1.孔府佃戶的有組織斗爭
2.「伙子不偷五谷不收」——共產黨在老區的調查
第五章 政府的有關法律和政策
附 雇工的身份及地位
第六章 幾點余論
一、有關地租率的幾個問題
二、有關土地集中農民競佃的幾個問題
三、有關土地制度的幾個問題
四、農民文化的存在和農民斗爭的歷史作用問題
附1.關於近代糧食畝產量的估算問題
——《清代糧食畝產量研究》讀后
2.口述史的收獲——關於租佃制的幾個未明問題
3.宋代的農民抗租和政府法律
4.近代中國的減租思想
主要引用及參考書目
序言
第一章 問題的緣起
附1.有關地主占有土地數量的調查
2.有關地租征收對象的問題
第二章 地租征收量的下降
一、原額與實額,以及租額修訂前后的對比
二、實收數與租額(或最高實收額)的對比
三、分階段的對比
附 圖表:各地不同時期的租實收率
第三章 地租量下降的原因
第四章 農民抗租行為分析
一、日常行為
二、暴力反抗和有組織斗爭
附1.孔府佃戶的有組織斗爭
2.「伙子不偷五谷不收」——共產黨在老區的調查
第五章 政府的有關法律和政策
附 雇工的身份及地位
第六章 幾點余論
一、有關地租率的幾個問題
二、有關土地集中農民競佃的幾個問題
三、有關土地制度的幾個問題
四、農民文化的存在和農民斗爭的歷史作用問題
附1.關於近代糧食畝產量的估算問題
——《清代糧食畝產量研究》讀后
2.口述史的收獲——關於租佃制的幾個未明問題
3.宋代的農民抗租和政府法律
4.近代中國的減租思想
主要引用及參考書目
序
這本小書,顧名思義,是探討歷史上的農民和地主的關系,及與之有關的若干問題。有些讀者會問:這些事情好像早就有了定論,還有沒有必要「舊話重提」?一些朋友心里雖有想法,卻還沒有機會通盤思索,或把那些新發現的史料作一排比。我想類似的情況一定還有不少,否則,或許早就發現問題之所在了。
我學歷史,是從經濟史入手,那時候對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等這些問題,聽起來就感頭痛,提不起興趣(相信許多同仁都會和我一樣),盡管它們都屬於正規的經濟史范疇。
但是,制度,畢竟是歷史中起着重大作用、早晚不能回避的要素。它又不是可以「淺嘗輒止」,或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理解的。例如,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中留有大量的統計數字,如何對待這些數字資料,如人口、耕地、稅收、糧價、畝產量以及地租額等等,就不是什麼簡單的問題。我初遇這些問題,也不免有許多疑惑,后來才發現,不能把它們想當然地當作一種(現代的)「統計資料」,拿過來就「現炒現賣」,作純「理性」和「科學」的理解。對於這些史料,如果不深入它的內涵,便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換句話說,中國的數字史料本不是這樣一種對象,我們研究中國史(或說「中國學」),這層意在?我想,對不同的問題,方法可能也不盡一樣。對於我們來說,也許更應重視的,是人們所采取的「對應行為」(包括所謂被動的和積極的,隱秘的和公開的),和它所起到的「反作用」,這樣經過雙方反復「互動」,才會「合成」相應的一項制度安排。但是農民的這類行為,卻往往是不公開或半公開的,更多的則未能形諸文字,因此,就必須從實際生活(所謂「生活世界」)層面,而不僅從它的字面規定(或所謂「系統世界」)來加以理解。
過去也有一些記載,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曾記載佃戶之婦「乘陰雨出竊麥」的故事,並說:「『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群,隨刈者之后,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問,婦女露宿者遍野。」陶煦《租核》於詩《大田》后,續述陳奐所說:「今山東農家於刈獲時,必留田一角,令貧戶取之以為利,猶古遺風歟!」季羨林在《牛棚雜憶》里回憶幼時曾隨對門大姑大嬸到外村田里拾麥子、豆子,就是說的山東。莫言在小說《神嫖》里寫道:「有一年打麥時有一個長工用毛驢往自家偷馱麥子,另一個長工來告狀。季范先生罵道:『傻種,傻種,他用驢馱,你為什麼不用車拉?』那長工一賭氣,果真套上車,拉回家一車麥子。」所說的都是制度規定以下層面人類的活動和「對應行為」,——在我看來,這些恰才是特別重要的。
回到這問題上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近年從事的一項當代農村歷史的研究,在那里,我把農民的相應行為稱為「反行為」,——使我對農村和農民生活的「內情」,都有了新的比以前更深入的了解。也可以說,仍是基於某種「現代觀察」的結果吧。也由此才想到,歷史上的農民又是怎樣的呢?——盡管兩者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
進入本項研究的更為直接的一個原因,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由近代糧食畝產量研究,聯想到中國的數據史料問題,再由其中的計量方法,聯系到地租率和農民的「抗租行為」,……可見學問和生活一樣,要靠積累,大約也靠一些「機緣」,——此中的意味,怕只能道與「有緣」了。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很多友人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有:杜潤生、王宏鈞、劉小京、張曉山、楊善華、秦暉、溫鐵軍、黨國英、李銀河、張擴強等等,在香港讀書的方慧容向我推薦了早年「地政學派」的著作(否則我會有很大的遺漏),赴美國留學的梁平幫我繪制了書中的圖表;在課堂教學中,與同學間也不乏有趣的問答(如關於農民、地主「孰居優勢」的看法等)。本書初稿寫於1996年,199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2000年在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后,大約補充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沒有大家的幫助,是不可想象的。本書的出版,還得力於秦暉向「鄉村研究系列叢書」的力薦,黃宗智的慨允,和上海書店出版社的襄助,在此一並表示我的感謝!
書中不妥之處,還望大家不吝指正。
我學歷史,是從經濟史入手,那時候對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等這些問題,聽起來就感頭痛,提不起興趣(相信許多同仁都會和我一樣),盡管它們都屬於正規的經濟史范疇。
但是,制度,畢竟是歷史中起着重大作用、早晚不能回避的要素。它又不是可以「淺嘗輒止」,或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理解的。例如,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中留有大量的統計數字,如何對待這些數字資料,如人口、耕地、稅收、糧價、畝產量以及地租額等等,就不是什麼簡單的問題。我初遇這些問題,也不免有許多疑惑,后來才發現,不能把它們想當然地當作一種(現代的)「統計資料」,拿過來就「現炒現賣」,作純「理性」和「科學」的理解。對於這些史料,如果不深入它的內涵,便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換句話說,中國的數字史料本不是這樣一種對象,我們研究中國史(或說「中國學」),這層意在?我想,對不同的問題,方法可能也不盡一樣。對於我們來說,也許更應重視的,是人們所采取的「對應行為」(包括所謂被動的和積極的,隱秘的和公開的),和它所起到的「反作用」,這樣經過雙方反復「互動」,才會「合成」相應的一項制度安排。但是農民的這類行為,卻往往是不公開或半公開的,更多的則未能形諸文字,因此,就必須從實際生活(所謂「生活世界」)層面,而不僅從它的字面規定(或所謂「系統世界」)來加以理解。
過去也有一些記載,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曾記載佃戶之婦「乘陰雨出竊麥」的故事,並說:「『遺秉』『滯穗』,寡婦之利,其事遠見於《周雅》。鄉村麥熟時,婦孺數十為群,隨刈者之后,收所殘剩,謂之拾麥。農家習以為俗,亦不復回顧,猶古風也。人情漸薄,趨利若鶩,所殘剩者不足給,遂頗有盜竊攘奪,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問,婦女露宿者遍野。」陶煦《租核》於詩《大田》后,續述陳奐所說:「今山東農家於刈獲時,必留田一角,令貧戶取之以為利,猶古遺風歟!」季羨林在《牛棚雜憶》里回憶幼時曾隨對門大姑大嬸到外村田里拾麥子、豆子,就是說的山東。莫言在小說《神嫖》里寫道:「有一年打麥時有一個長工用毛驢往自家偷馱麥子,另一個長工來告狀。季范先生罵道:『傻種,傻種,他用驢馱,你為什麼不用車拉?』那長工一賭氣,果真套上車,拉回家一車麥子。」所說的都是制度規定以下層面人類的活動和「對應行為」,——在我看來,這些恰才是特別重要的。
回到這問題上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近年從事的一項當代農村歷史的研究,在那里,我把農民的相應行為稱為「反行為」,——使我對農村和農民生活的「內情」,都有了新的比以前更深入的了解。也可以說,仍是基於某種「現代觀察」的結果吧。也由此才想到,歷史上的農民又是怎樣的呢?——盡管兩者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
進入本項研究的更為直接的一個原因,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由近代糧食畝產量研究,聯想到中國的數據史料問題,再由其中的計量方法,聯系到地租率和農民的「抗租行為」,……可見學問和生活一樣,要靠積累,大約也靠一些「機緣」,——此中的意味,怕只能道與「有緣」了。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很多友人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有:杜潤生、王宏鈞、劉小京、張曉山、楊善華、秦暉、溫鐵軍、黨國英、李銀河、張擴強等等,在香港讀書的方慧容向我推薦了早年「地政學派」的著作(否則我會有很大的遺漏),赴美國留學的梁平幫我繪制了書中的圖表;在課堂教學中,與同學間也不乏有趣的問答(如關於農民、地主「孰居優勢」的看法等)。本書初稿寫於1996年,199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2000年在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后,大約補充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沒有大家的幫助,是不可想象的。本書的出版,還得力於秦暉向「鄉村研究系列叢書」的力薦,黃宗智的慨允,和上海書店出版社的襄助,在此一並表示我的感謝!
書中不妥之處,還望大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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