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

前言
自序

人文主義的范圍
變化中的的人文主義研究和實踐之基礎
回到語文學
艾里希·奧爾巴赫《模仿》導論
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

譯後記

這本書的三個主要章節最初於2000年1月作為系列演講發表於哥倫比亞大學，那是由該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主辦的，關於美國文化各個方面的年度系列演講。最初的邀請來自教務長喬納森·科爾，他是我在哥倫比亞長期共事的好朋友，他恪守知識分子准則，而又允許自由探究，有助於使我們學校成為一個如此不同尋常的地方。2003年10月和11月，我把演講擴展到四個，並且調整了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包含第四個演講（收錄在這本書里的關於奧爾巴赫的人文主義傑作《模仿》的那一章），也是為了包含一個變化了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四個演講的發表是緣於劍橋大學伊恩·唐納森（Ian Donaldson）教授領餃的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盛情邀請，在那里，我妻子瑪利亞和我享受到了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殷勤款待。我無比感謝伊恩和葛雷霞·唐納森（Grazia Donaldson）的熱情和超凡的精力，感謝研究中心的瑪麗-羅斯·謝德樂（Mary-Rose Cheadle）和梅勒妮·雷格特（Melanie Leggantt）非同尋常的熱忱而有效的幫助。對於國王學院院長派特·貝特森（Pat Bateson）和其他同事，對於他們在我感到頗為困難的時刻所給予的盛情，我們的感激之情簡直無法言表。具有嘲諷意味的是，在紐約和牛津的這兩個系列演講都是在化療和輸液的緊張間隙里發表的，因此，我確實需要也衷心感謝我所得到的一切幫助。現在，為了便於出版，這些演講都經過了重新修改和校閱。

介於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兩個日期之間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一種風雲突變的政治氣氛籠罩美國，也在不同程度上籠罩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這些都造成了一個敵意高漲的世界，贊成了美國對於世界的一種更有進攻性的態度，並且——考慮到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也造成了所謂「西方」和「伊斯蘭」之間更加惡化的沖突。而我早說發現，「西方」和「伊斯蘭」這兩個標簽都是誤導的，它們更適合於集體激情的動員，而不是明晰的理解——除非得到分析性的和批評性的解構。文化的共存和彼此之間富有成效的相互影響，遠甚於它們的斗爭。這些文章正是旨在促成共存、共享的人文主義文化的理念，無論它們是否成功，我至少已經作了嘗試，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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