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前考古學文化譜系與類型的藝術美學研究

建設作為交叉學科的「文物考古學美學」（代序）
第一章 大汶口文化「握牙」葬俗與拔牙古俗的巫術文化內涵
第一節 在汶口葬俗的「握牙」與相關考古學民俗學現象
第二節 拔牙與牙齒的巫靈化
第二章 紅山文化、二里頭文化與雙首龍蛇及一首雙身龍
第一節 考古發現中的雙首龍蛇
第二節 民間觀念中的雙首龍蛇
第三節 雙首龍蛇與虹的關系
第四節 二里頭文化「一首雙身」龍
第三章 仰韻文化彩陶紋「右旋律」及其演衍
第一節 右旋中的渦紋、魚紋及龍蛇
第二節 右旋中的鳥紋及其他
第三節 右旋律的深層意蘊
第四章 殷墟文化中的鳥辟邪觀念及在後世的變化
第一節 殷墟「形器」與殷人鳥辟邪觀念
第二節 西周後的「鳥不祥」觀念
第三節 「鳥不祥」觀念的長期流衍
第四節 除鳥外的其不「不祥鳥」觀念
第五節 古人視鳥為不祥的原由
第六節 域外文明中的鳥不祥觀念
第七節 古人壓制不祥之鳥的巫術方法
第八節 對鳥不祥觀念的破解性意識
第五章 商代人面方鼎及其「人面像」的藝術意味
第一節 方鼎」人面像『與魂氣所托
第二節 「人面像」的不同類型
第六章 三星堆文化的藝術美學內涵
第一節 三星堆青銅面具與眼楮巫術
第二節 三星堆文化青銅面具「額飾」藝術
第三節 三星堆青銅立人與藝術宗教觀念
第四節 三星堆出土玉璋手爪紋與晴雨巫術之象征
第七章 楚巫文化與審美發生學
第一節 長沙楚帛書與時空美學的發生形態
第二節 楚墓中的「鎮墓獸」、「風伯飛廉」與「遺痕」律
第三節 嗅覺美感的發現
第四節 巫扮神——戲劇美學思維的源頭
第五節 方形的空間——御邪護魂的簡化形式
第六節 交感類比——天象與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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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良渚文化的藝術形式與原始宗教內涵
第九章 《詩經》與戰國前考古發現中的「耳飾」巫術
第十章 中國岩畫人物「羽飾」與巫術「美飾」人類學
第十一章 「天狗食日月」岩畫與日月食神話巫術
第十二章 中國岩畫符號的生殖內涵及象征形式
第十三章 殷周青銅器「人獸負器」造型與古之埋壓、祭器巫術
第十四章 戰國前青銅器玉器造型紋飾中的「回首律」
第十五章 交感促發與圖像魘制：戰國前考古學文化的菜有特征
附論 從「詩論」的語義與《詩經》意旨的關系看楚竹書《孔子詩論》

「文物考古學美學」是涉及文物學、考古學、歷史學、神話學、藝術形態學、審美心理學以及陶瓷史、繪畫史、青銅器史、工藝史、服飾史、民俗史等領域的綜合性邊緣交叉學科。它主要研究考古學發現中所透露的人們的審美意識以及凝結、負載在傳世文物上的各種藝術形式、審美規律等等。「文物考古學美學」的建立，將拓寬文物學、考古學以及美學本身的研究界域，更好地總結物質文化遺產角度的中國人的審美意識發展進程，為申國美學史的編撰與研究提供更詳實的資料。這里我們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物質文化遺存與「美」的關系的基本觀點，以及「文物考古學美學」研究的具體路徑兩個方面，作初步探討。

馬克思恩格斯在涉及物質文化遺存與「美」的關系時所透示的基本觀點

一、物質文化遺存上凝定的「美」是人類實踐能力發展到一定Ⅱ高度」的結晶。恩格斯在分析勞動使猿變成人的作用時寫道：「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仿佛憑着魔力似的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德森的雕刻。」在恩格斯看來，作為人類美的產品的拉斐爾繪畫和托爾瓦德森的雕刻，是以人的實踐能力的高度完善為前提的，離開了這個前提就沒有如此美的物質文化。因此這就啟示我們，研究文物考古材料中所積淀的「美」，就應特別重視考察人類創造美的實踐能力的發生與演進。如果撇開人類創造美的智慧的上升曲線去認識、理解考古學發現及傳世文物上的美學因素，那是不科學的。

二、要從文明發展階段性上來看物質文化遺存上的「美」與其他要素間的關系變化。恩格斯在談到英國、法國、瑞士、比利時和德國南部洞穴舊石器時代「種種工具的文化層」日寸說，「這些石器，固然還沒有磨光，但在設計和制造上比較合理」。所謂「磨光」是指美觀的修飾，但在考慮它之前，工具創造者更應該着眼於從實用和制作的方便上去設計它們。也就是說，美的考慮是擺在實用和制作的科學性之后的。但是到了新石器時代后期，情況就不一樣了。恩格斯分析歐洲北部考古發現中的文化層說：「這些工具屬於一較晚的時代。它們的制作精巧得多……此外還發現有石制的、馴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頭和槍頭，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劍和縫針，動物牙齒鑽孔后串成的項鏈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們有時看到很生動的動物畫，如馴鹿、毛象、犀牛、海豹、鯨魚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獵圖，甚至還可看到獸角上的原雕刻。」在槍頭、箭頭和短劍這些實用品上產生了生動的動物畫和人物狩獵圖。審美價值觀念與實用觀念親和地攜起手來，藝術情感、美學追求同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的需要融合起來了。在恩格斯的這一段分析中，它讓審美要素和實用要素、制作科學性要素形成一種動態的關系．考慮它們隨着時代的演進在關系結構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一方法對於我們中國文物考古學資料與美學史的關系，具有指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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