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播種愛情

《我們播種愛情》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發表的年代與小說描繪的年代幾乎同步。作者在25萬字不算太長的篇幅內，依托廣闊的社會背景，以現實主義的有力筆觸，塑造出富有時代精神的眾多人物典型，真實地展現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歷史風貌，准確地預示出西藏社會不可逆轉的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史詩性質。不可諱言，西藏地區在祖國大家庭中具有復雜的社會制度、歷史沿革和風俗習慣。在這樣一個地區實行社會改革，必不可免地會遇到一些極為特殊的棘手的問題。碰這個題村，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嫻熟的寫作技巧和豐富的生活經驗，更要求作家具有對政策的理解和對人的良知。在此諸因素的基礎上，作者采取了一個最佳創作視角，即對藏族同胞真摯寬厚、百折不回的愛心。這就是小說書名的深刻寓意所在。當然，小說也多處描寫過男女情愛，但這並非小說的主旨。整部小說所著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設者們對這片雖然貧脊卻前途遠大的土地的愛情，對雖然落後卻善良勤勞的藏胞的愛情。他們將愛情播種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種在藏胞的心田。他們在播種對祖國、對人民的愛情過程中，培養了互相之間純潔美好的情愛。正是這種嶄新的崇高的愛情，使整部小說洋溢著一種溫馨而熾熱的氛圍，滲透著一種高尚而純潔的情調，折射著一種絢麗誘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說，這部小說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戀之歌。體現這種崇高之愛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書記蘇易。他在復雜多變的情況面前，既忠實又靈活地落實黨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執行政策的時候竟讓人感覺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觸角，而只感到他對人民的發自內心的愛！作為「這一個」似乎他「怎麽做」都是他愛心的幻化。對待許多不尋常的問題，他的做法也是不尋常的。郎加因「搶福」而砍傷農業站站長陳子璜，他卻把郎加送來農業站工作；郎加不相信傷人而不辦罪，私自逃回山里，他並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領共產黨的工資，他並不批評責怪，每次都妥善將工資保管好，每月照樣派人按時送去；山民偷占農業站開好的荒地，他勸陳子璜不必計較，決定把地讓給他們，只要他們試種冬麥就行┅┅蘇易的這些做法，都是經過對藏胞的特殊情況的周密分析而決定的，但它的出發點無一不是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遠景著想。蘇易的形象，一掃此前某些文學作品中黨的領導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癟面孔，打破了那種常見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學畫廊里一個富有個性的黨的領導者的新式典型。葉聖陶老先生曾為此感慨系之。他說：「有人說，文藝作品寫黨委書記不容易寫好。我覺得這篇小說里的蘇易就寫得很好，我們常常說的黨的領導，在蘇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說愛是一種理想的結果，那麽，這種愛的最根本的體現，就是幫助藏胞提高生產力水平，根除落後貧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最活躍的因素，因之，這部小說的整體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漣漪，漣漪中心是農業技術推廣站，由此拓展開去，波及到西藏地區各社會階層和歷史淵源，形成一幅波瀾壯闊的向前躍動的社會畫卷。作者摒棄了那種政治化、口號化的貼標簽式的人物，而讓他的人物都在畫卷中占據恰到好處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個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聰、林媛、朱文才等知識青年和轉業軍人，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抱負，富有忘我精神，滿懷革命激情，但他們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不同的作用。他們是個性化的新型的群體。在這方面，作者充分顯示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知識以及結構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學的社會發展規律，來審視社會矛盾和人物關系的，因此他在這部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當然地產生了典型共鳴，不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義，直至今天，這些年輕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藝術魅力。這或許正是這部小說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