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在給他忠實的朋友埃利亞·迪奧達蒂（Elia Diodati）寫作時說,《新科學》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他以往的出版物中的「上乘之作」；在另一處他又說：「在我看來,它包含了我所有研究中的最重要的結果。」他表示的有關他的著作的這些看法已經被后人證實了:《新科學》確實是伽利略的不朽之作。當他做出以上評注的時候,伽利略已經為它耗費了三十多年的勞動。
如果追蹤這一不同尋常的工作歷史,我們將會發現這位大哲人是在威尼斯的帕多瓦度過他一生中最好的十八年年華期間為其奠定基礎的。如同我們從他的最后一位學生文森喬·維維亞尼（Vincenzio Viniani）那里所知,伽利略正是在這座城市里得到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引起他的朋友們的熱烈贊賞,這些朋友曾經目睹伽利略為研究物理中的有趣問題而常用的一些實驗。弗拉·帕奧洛·薩爾皮（Fra Paola
Sarpi）嘆服地說:「上帝和大自然聯手創造了伽利略的才智,從而給了我們運動的科學。」當《新科學》剛出版,他以前教過的一位學生帕奧洛·阿普羅伊諾（Paolo Aproino）寫道,書中包含了許多他在帕多瓦當學生時「曾經從伽利略口中親自聽到的」內容。
現在把我們的注意力僅限於一些更為重要的文獻,用它們可以證實我們的陳述。我們只要提及以下幾封信件就足夠了:1602年11月29日寫給圭多博爾多·德爾·莫恩泰（Guidobaldo del Monte）的涉及重體沿圓孤及所對的弦下落的信；1604年10月16日寫給薩爾皮的關於重體自由下落的信；1609年2月11日寫給安托利奧·德·梅迪契（Antonio
de’’Medici）的信,說他已經「完成了關於具有不同長度、厚度與形狀的梁的受力和強度的所有的定理與論證,證明了它們在中部比起近端部要弱,當載荷沿梁的長度分布時比起載荷集中於一點時可以承受更大的載荷,還論證了當梁具有怎樣的形狀時它在每一點都具有相同的抗彎曲強度」,信中還說他正從事「關於拋體運動問題」的研究；最后在1610年5月7日給貝利薩利奧·文塔（Belisario
Vinta）的信中他提到從帕多瓦返回佛羅倫薩的事,列舉了各種各樣還需完成的工作,明確提到他的三本書,這三本書是關於運動理論這門嶄新的科學。
盡管在他返回故鄉后的各個時期他都專注於上述工作,甚至在那個時期,這些工作仍出現在他的腦海里,就像他一生不同時期的某些時間里一樣,它們首先發表在國家版本中；盡管這些研究總是在他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但直至他的《對話》（全稱為《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個世界體系的對話》,以下簡稱《對話》）發表並且在被稱為正義的《世紀恥辱的審判》結束前,他一直是嚴肅地對待它而沒有出版。事實上,遲至1630年10月,他才略微向阿吉翁蒂（Aggiunti）提到他在運動理論方面的發現,並且僅僅兩年之后,在給馬爾西利（Marsili）的一封關於拋體運動的眾議院
中,他暗示在即將提交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將探討這一論題。僅在一年后,他在寫給阿里格黑蒂（Arrighetti）的信中說他手邊有一本關於固體強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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