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斯敦東南部海濱美國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約翰遜宇航中心,一枚實際大小的月球火箭躺在那兒向公眾展示,讓我覺得威嚴而又有些傷感。它既不是實體模型也不是復制品,第一級有五台19英尺(約5.7米)高的引擎,利用巨穴似的第二級就能夠到達空間軌道,再加上第三級就可以遠征月球了。它曾經能夠飛翔!然而,今天只有貓頭鷹在上面築巢。
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內,人們可以找到類似的紀念碑。它是天空實驗室2號(Skylab 2)的備份,該空間站在1973—1974年間搭載了九位宇航員到達空間軌道。它也不是模型,本來可以用休斯敦草坪上的那枚火箭來發射,但是NASA找不出發射它的正當理由,便把它捐贈給了史密森學會,火箭也成了草坪的裝飾品。今天,孩子們在它四周徘徊。
為什麽會發生這些事?為什麽一開始我們就要到月球去?為什麽NASA要建造這些宏偉的設備,僅僅是為了遺棄它們嗎?本書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對世界上一些主要空間計划的主要特征作了概述,包括蘇聯、歐洲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一些空間計划。
冷戰結束和俄羅斯的崛起為航天歷史學家提供了有價值的新信息,現在正是時候作這樣的概述。這些消息的解密使人們了解到中央情報局是美國空間計划前線上的領頭人。除此之外,人們可以在與NASA相同的基礎上,以相同的完整性來討論蘇聯的空間活動。
本書通過記敘蘇聯空間計划的奠基者和領導人—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的人生經歷來折射蘇聯空間計划的發展過程。科羅廖夫這個名字在美國鮮為人知;直到1979年沃爾夫(Tom Wolfe)在《合適的素質》(The Right Stuff)一書中稱他為「總工程師」。但是,在空間科學歷史上的領頭人中,,科羅廖夫與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並駕齊驅。他所做的不只決定了他自己國家空間計划的方向,肯尼迪(John F.Kennedy)總統批准以宇航員在月球登陸為目標的阿波羅計划,就是對科羅廖夫的挑戰的響應。
通過強調衛星偵察的重要性,本書還透露了美國發展空間計划的新背景。美國以此為目標的第一個真正的空間工程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它們得到高於一切的特權;早期民用衛星先鋒號(Vanguard)就讓位於空軍和中央情報局的利益。先鋒的低優先級使得莫斯科搶先進入太空。
但偵察衛星在1961年迅速提高了它們的優先級,因為它們清晰地偵察到蘇聯導彈計划。發射這種衛星要求大推力火箭,驅使美國從1950年以來不斷加快研制空間助推器的進度。蘇聯早期的偵察衛星計划為東方號宇宙飛船把加加林(Yuri Gagarin)送入空間軌道作了准備,使加加林成為進入宇宙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