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本理論研究

序
摘要
第一章 文學文本理論的研究背景
第一節 文學文本理論與語言學轉向
第二節 文學文本理論與理論的批評化
第三節 文本理論與文學理論
第二章 文學文本理論的發展
第一節 從作品到文本
第二節 從自在到建構
第三節 文本理論舉要
第三章 文學文本的客觀性
第一節 文學文本探源
第二節 文學文本是語言的編織物
第三節 文學文本客觀性的體現方式
第四章 文本與語言
第一節 語言與語言意識
第二節 工具與本體
第三節 確指與含混
第四節 科學與詩
第四章 文本與語言
第一節 語言與語言意識
第二節 工具與本體
第三節 確指與含混
第四節 科學與詩
第五章 文本與結構
第一節 結構與主體的「移心」
第二節 技巧與有機體
第三節 表層與深層
第四節 穩固與顛覆
第六章 文本與互文本
第一節 互文本：挑戰傳統的文本觀念
第二節 互文與影響
第三節 互文類型
第四節 互文與網絡文學
第七章 文本與泛文本
第一節 文本與歷史
第二節 文本與審美意識形態生產
第三節 泛文本：文本的歷史化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如果瀏覽一下當今最為流行的文學研究方面的關鍵詞，我們就可以發現，「文本」概念無疑是其中之一。但是，關於「文本」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及其內涵，卻鮮有學者對其進行系統梳理和嚴格界說。另一方面，所謂「社會文本」、「政治文本」、「文化文本」等等一大串被泛化的「文本」概念卻層出不窮，「文本」似乎已被賦予無窮的意義而同其他許多不相干的概念實現了無縫對接，但是，它的本義是什麽反而被束之高閣，無人過問。這不能不說是當下學術的悲哀——一味追逐時尚而無暇或不屑於追問其原初本義的浮躁心態。董希文博士的《文學文本理論研究》的意義首先就在於此，是一篇能夠靜下心來細究「文本」概念的源流及其本義的博士論文。

「文本」之所以成為文學研究的關鍵詞，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對於「客觀性」的重視恐怕是其主要學術背景。關於文學理論批評的客觀性問題，盡管古人早有「知音其難」（劉勰）的哀嘆，近人也有「期待視野」（姚斯）的圓說，種種解釋都有某種合法性，但是，如果文學研究不甘於定位於「個體鑒賞」而是試圖將其提升到「學術研究」的層面，那麽，毫無疑問，它的客觀性是不容忽視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絕不可以成為否定學術客觀性的口實。道理很簡單，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所有學術之所以是「學術」，首先在於它是對大千世界之客觀規律的揭示和闡發，絕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任意所為。希文博士的《文學文本理論研究》將「文本」概念的出現歸結為20世紀文學觀念的轉變，即強調文學作品及其理論批評的「客觀性」，反對文學研究中的主觀臆斷和隨意性，可以說是緊緊扣住了現代文本理論的肯綮，對於我們准確把握它的內涵至關重要。文學作品是一種客觀存在物，文學理論批評應該有「本」可依，任何憑空撰說和主觀臆想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論文中的這些觀點鏗鏘有力，富有啟發性。

重視文本研究既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傳統，也是西方文論的傳統。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文本」概念說到底是其文本研究實踐的理論概括。俄國形式主義對於詩歌語言陌生化的解讀，英美新批評極力踐行和倡導的文本細讀，結構主義敘事學對於薄伽丘、歌德和巴爾扎克等著名作家作品的個案分析等，成就了他們在理論上的建樹。以在當下中國文論界很是走紅的巴赫金為例，目前反復被學者們所引用的「對話」、「復調」和「狂歡」等理論不就直接來自他對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解讀嗎？遺憾的是，我們的理論界並未形成直接面對文本的習慣，而是習慣於將現成的理論學說「重新整合」。於是，理論的原創性也就成了無源之水。文學理論批評的對象是文學，只有零距離直面文學現象的理論才有可能具有原創性；已有的和現成的理論學說只能是文學研究的參照而不可能成為原創理論的源泉。文藝學的這一現狀如果不能改變，我們也就很難對它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就此而言，希文博士的《文學文本理論研究》很有現實性。在中國文藝學走向這一迷途而不能自醒的語境中，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理論概念的界定都存在一定風險，特別是對於文藝學這樣一個不成熟的學科來說更是如此。簡單說來，這種風險一方面來自本質主義，一方面來自相對主義；前者試圖為鮮活的文學現象設定一個永恆的定義，後者否定文學本質存在的可能性，實則是一種油滑的理論虛無主義。當前，我們已經注意到本質主義的危害，相對主義的負面效應尚未引起我們的重視，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任何極端的「主義」有可能大出風頭，但不可能是學術方法的正途。那麽，希文博士在闡發「文本」概念時是如何處理這一棘手矛盾的呢？首先，他認為「語言」、「結構」和「互文」是界定文學文本的客觀性依據，「文化意義」則屬於主觀闡釋性的東西，處於文本之外、之後。其次，從文藝理論發展的歷史來看，20世紀西方文論恰恰印證了這一點：由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到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再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等，依次關注的就是文學文本中的語言、結構、互文和文化等問題。這樣，希文博士就可以以歷史發展中依次出現的理論觀念為線索，在邏輯與歷史的膠合點上展開對文學文本概念的充分闡發。這種學術方法既規避了本質主義的絕對性，也同相對主義的虛無性划清了界限。實踐證明，由黑格爾所開創並得到馬克思肯定的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的方法是可靠的、有效的。

這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復旦大學陳鳴樹教授對我的攻擊。他指責我在《文藝學方法通論》中為文藝學方法所規定的五種模式沒有什麽根據。我懷疑他是否認真讀過我的《通論》，也可能他對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一無所知。如果是後者，那麽，我們就不難理解天馬行空式的治學風氣為什麽會將學界刮得昏天黑地了；如果是前者，那麽，我不能不懷疑陳教授批評背後的隱情：你的《文藝學方法通論》（1990）在前，我的《文藝學方法概論》（1991）在後，怎能不戳你一下？小人之心度之，一笑了之也。

2005年夏
於南京草場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