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肝與蟲臂的管制︰法理學與生命倫理探究

造化流轉奚為——代序
第一篇 生命管制之法理學反思
鼠肝與蟲臂的管制
——談生命科技與法律
死去活來
——論法律對生命之規範
安樂死的法理學反思
生命倫理與規範論證
附錄一 國家不應禁止代理孕母的法哲學與憲法學根據
第二篇 生命規範之後現代脈絡
基因、主體與後人文社會規範
財產、人格，還是資訊?——論人類基因的法律地位
疫情法域
附錄二 器官與器官再造的法律分析
附錄三 書評:Ronald Dworkin著《生命的自主權》
參考文獻
原文出處

或許有人認為法理學與生命倫理問題的餃接是相當自然的，但是我開始探討生命倫理相關議題，其實來自于許多的偶然。其中的一個偶然，就是早在我研讀法律，知道有法理學這回事之前，我就對生命現象感到相當高的興趣。雖然其後一連串難以在此詳述的偶然，使得我不但沒有往生命科學發展，甚至脫離了自然科學的領域，然而我對生命問題的興趣卻是始終存在的。這個長期的興趣也讓我逐漸了解，生命原本就是起自偶緣性（contingency），因此生命的自然就是偶然，就是在極度不可能的情況下所成就的可能性。也正是這種不可能的可能，終究孕育了智能（intelli-gence），以及智能自我觀解下的自由與煩惱。而倫理，也于焉肇始。

這本集子收錄了我自1996年迄今所寫的生命倫理論文。一般認為，生命倫理（Bioethics）是應用倫理（applied ethics）或實用倫理（practical eth-ics）的一種。其實，生命倫理一詞可以指涉很多復雜的議題與討論，並不限于自1990年以來快速熱門化的墮胎、安樂死、代理孕母或基因科技等議題的倫理學討論。但是由于寫作的背景使然，使得本書各篇論文的討論主題仍離不開這些熱門議題，而且由于專業背景的局限，我主要是從法理學的角度著手探討。法理學與生命倫理有著豐富的關聯性，本書所能觸及的亦僅滄海一粟。不過讀者在閱讀了本書的各篇論文之後，至少可以由特性層面獲得一梗概的理解。

針對本論文集，首先要向讀者說明的是引注方式。由于法學界曾長期不重視論文的引注方式，因此我迄今仍痛苦于論文寫作的注解與文獻整理方式問題。為配合不同期刊或不同發表場合的要求，本書各篇論文采用了不一致的引注格式。而出版的時限壓力與成本效益考量，也讓我打消了原本打算進行的全書引注統一化工作。我只將原來分散在各篇論文之後的“參考文獻”合並為全書的參考文獻。對此一格式的不一致狀況，我必須向讀者致歉。

其次是論述之理論觀點與立場的一致性問題。細心的讀者從閱讀本書論文中可以發現，我的理論觀點在過去七八年中，已經有了許多變化。不論是自由主義立場的漸次淡化，還是後現代思想或系統論的浮現，都顯現了我個人思想的漸次發展與轉變。而由于我還處于理論的學習成長階段，基本思想仍在變化調整中，因此要統一全書各論文的觀點這種工作比較棘手，實質上也不可能進行。所以除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外，我並沒有大幅修改各篇論文的主要內容或論證。不過即使如此，我對于相關問題——例如代理孕母或安樂死——之傾向于自由派的立場仍未改變。

在進行生命倫理研究的初期，我受到J.s.Mill，Ronald Dworkin與Peter Singer的影響頗大，因此在論證與主張方面不免帶有某種允準主義（permissionism）的味道。但是從未收在本書的“沒有臉龐的權利主體”（收于本人所著的《法與實踐理性》，台北︰允晨，1998）一文中可以看到，我自始是在科技懷疑論的批判理論傳統下，尋求以Habermas所稱之符合後傳統論證水準的論述方式來思考相關議題。因此，正如Dworkin為自由主義的辯解，我個人也並非輕忽細密問題的允準主義者，只不過在無物神聖的前提下（包括對人以及人的生命之去神聖化，此亦為除魅化的一環），尋求生命論述的更開闊的可能性。

由科技懷疑、除魅到後傳統，系統論與後現代思想走進我的思想境域應非意外。我是由Habermas的理論對頭——Luhmann的社會系統論入手來了解接觸後現代思想的，雖然Luhmann本人否認自己是任何後現代理論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在德國讀書時就已經開始閱讀Luhmann的《社會系統論》，但是直到1999年左右，我才覺得真正開竅掌握了其思想的基本精髓。有趣的是，Luhmann的思想不但帶有黑格爾（我的哲學導師）思想的特色，其理論語言更有大半直接源自于與生命科學密切相關的訊息理論、控制學、自我組織理論、神經科學與系統論。這並不意味著Luhmann的理論有任何直接的生命倫理意涵，相反，Luhmann恐怕認為倫理學已無立足之地；但是其社會系統論確實導引我更深切地了解除魅、後傳統，甚至後結構、尼采與黑格爾。這是否亦是理性的狡獪或啟蒙的辯證呢?無論如何，經過這一陣思想沖刷，我在2003年針對SARS問題寫下的短文“疫情法域”（收于本書），則已顯現倫理之外的生命論述視域。

本書各篇論文的寫作，首先要感謝陳惠馨教授，不是她當年邀請我參與一個有關于代理孕母的研討會，促使我寫下“自由與倫理”一文（亦收于《法與實踐理性》），大概也不會開啟我其後一連串相關的寫作。陳教授基于女性主義、性別研究、親屬法與中國法制史等領域，與我多年來的討論，也給予了我許多啟發。其次要感謝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與“教育部長”的黃榮村教授，他是最早著手推動基因科技之ELSI研究的人文處處長，我也是在他的肯定與鼓勵下走入了這個領域的研究寫作。任職于人文處的林芳美小姐，也對我的這些寫作幫助良多。芳美大概不知道，她是使我信任“國科會”——一個飽受學界質疑批評的單位——的關鍵因素。曾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的林子儀大法官，他的耐心、遠見與包容，不但促成了台大法律學院科技法律中心的成立，也是我能寫下幾篇基因科技法論文的主要助力。當年科技法律研究室——科技法律中心前身——的幾位杰出助理，何建志、鍾芳樺與黃舒芄，不但認真地幫我搜集資料，與他們的討論更讓我獲益良多。

本書的集結出版，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大力鼓勵與催促，以及在編輯工作方面盡心盡力的協助。沒有他們的推動與協助，我可能根本不打算出版這些論文集。林宗翰在國家考試將屆的沖刺期，仍然盡心盡力地進行校對工作，大大提升了本書的出版品質，在此要表示由衷感謝。

莊子曾說，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此語不知說的是，莊子尚未了解人之造爐冶金乃具有意向性的行為，與自然的創造化育不同；還是他早已看出，人類的行為也不過是某種自然造化的復雜形式?如今基因科技已可創造化育，因此有人擔心人類不知天高地厚地扮演上帝（playing God）。但是，如果科技無非是自然造化的一種形式，那麼未始不能倒反地認為，上帝（造化）還是玩弄著自以為是的人類。走上研究生命倫理之路，我並不認為這是造化弄人，不過倒是學會了去問，造化流轉奚為?我沒有答案，但是我想我會不停地問下去。

顏厥安
2004年8月27日
謁岸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