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於研究學者，還是對於新聞傳媒學科、影視傳媒專業的學生來說，如果當代中國文化的復雜性已經足夠讓人們困惑的話，那麼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復雜性就更加讓人迷亂了。然而，凌燕這本《可見與不可見——9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文化研究》卻將這種復雜性清晰而獨特地呈現給了我們。
雖然關於電視文化的教材和著作零星見過幾本，但是關於「9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文化」的研究，在我的經驗中，這還是第一本，而且它不是那種以空泛的「文化」為大框架，對中國電視若干現象進行的一種簡單歸納和描述，而是結合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借助對於當代中國各種電視形態、電視節目的分析，闡釋了當代中國電視的文化邏輯以及這種邏輯中所潛伏着的那些超越邏輯控制以外的復雜現象，不僅為當代中國電視而且也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現狀和趨勢，提供了一種理性的反省和批判性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本書到目前還是唯一的，它對於中國電視的文化狀態以及這種狀態的歷史語境的揭示，具有獨到的價值。
書的作者凌燕，曾經是我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本書的主體部分是她的博士論文。當時，這篇論文得到了參加答辯的各位教授的高度稱贊。其論述的犀利，相對於當時中國傳媒界的保守來說甚至可能有些超前。但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改則興，不改則衰」竟然如此迅速地成為了2004年中國傳媒的「關鍵詞」。
不久前，凌燕與我合作的《新中國電影史》也剛剛出版，嚴格說來，那本書其實只是1949年以后中國電影的文化史，是借助於社會歷史學方法對中國電影文化發展過程的一種描述和闡釋。從這個意義上講，凌燕的學術架構已經有了當代中國電影文化和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兩個重要支點。
有人讀了我和凌燕合作的那本電影史，說分不清哪些內容是我所寫哪些部分是她執筆，以為她得到了我的「真傳」。其實，我本來沒有什麼可傳的東西，凌燕依靠的是她的天賦、勤奮以及她在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所養成的一種生活或者觀察生活的方式和態度。當然，從另外的意義上說，這種相似性，可能一方面說明了我的幼稚，另一方面則說明了她的成熟，畢竟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兩個時代的人。實際上，凌燕近乎老辣的犀利，在我認識她以前就有深刻印象。記得她在報考博士以前，寄給我一篇她發表的小說，故事已經不記得了，但小說對那位醫生的心理和人性的冷峻剖析，當時就讓我吃驚。后來她從廣西來北京面試，卻顯得如此的靦腆和寡言，讓我很長時間都對她的潛力有所懷疑。直到博士論文交給我，才讓我再次吃了一驚，我幾乎只是做了些技術上的修改，論文就通過了，而且答辯時，幾乎所有專家都詫異一個如此溫和的女孩竟然能夠有如此尖銳的眼光和筆法。
而經過畢業后的補充和修改，凌燕對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分析，不僅更加系統和豐富，而且更加明確了一個基點：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角度來理解中國電視文化的所有進程、動力、沖突、差異和趨勢，從宏觀格局到微觀欄目／節目，她都能夠透徹地分析中國電視的歷史性文化症候，揭示中國電視在「政治風險最小化和經濟利益最大化」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的現實規律，從而對中國電視文化的歷史特點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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