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修訂版)

序言李時人
前言
上編 成書研究
第一章 《三國志演義》的史傳淵源
第一節 史傳‧小說‧歷史小說
一、中國小說與史傳
二、歷史小說與史傳
三、《三國志演義》與史傳
第二節 肇始奠基的三國史元典
一、以實錄精神寫史
二、寓褒貶論斷于事
三、豐厚的文化意蘊
四、運奇筆再現奇人
第三節 添枝加葉的注釋與增補
一、史實綱目的情節化
二、人物形象的立體化
三、褒貶方式的多樣化
第四節 兼收集成的三國史編年
一 、串珠成鏈的系統化
二、敘事藝術的典範性
三、錦上添花的形象化
四、結論和余論
第二章 野史傳說中的小說因素
第一節 三國野史傳說的神奇化
一、超越史實的神奇化傾向
二、強化才能的奇異美追求
第二節 褒劉貶曹的時代性思潮
一、人心與時代
二、帝蜀寇魏論
三、小說的傾向
四、簡短的結語
第三節 隋唐三國傳說故事考論
一、三國故事與社會文化
二、三國英雄與唐人心態
三、散見故事的連綴整合
第三章 講史與三國故事的文學創造
第四章 三國題材的戲劇化
中編 文本研究
第一章 作家創作研究
第二章 文化意蘊探徽
下編 傳播研究

《三國演義》在中國文學中的崇高地位，不僅在于它是古代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以及歷史小說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像《三國演義》這樣得以藉于各種形式的廣泛傳播，為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群所接受，並在數百年的民族精神生活中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我以為，這主要在于《三國演義》不是一般意義的古代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史詩”性質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部代表我們民族一定歷史時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經典”。

按照一般的說法，“史詩”是人類“童年”時期一種重要的“文學——文化”現象。在西方，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經談到過史詩。但前者主要肯定其在審美及道德領域內的權威，後者重在探討史詩與悲劇在模仿媒介和方式上的不同，都沒有涉及對史詩的概念討論和範疇界定。這或許是因為，在他們的視野中，只有《伊利亞特》、《奧德賽》這樣本民族公認的史詩，除此之外，並沒有可以稱為“史詩”的東西。至黑格爾才在他的《美學》一書中闢專章全面討論了史詩問題。黑格爾首先提出史詩是詩歌發展的最初階段，通過神和人（英雄）的事跡來表現一個時代的生活和民族精神的藝術形式。隨後，他談到了史詩的若干特征，如一般以戰爭為題材；史詩人物必須能代表一個時代全民族的一般思想和行為方式；史詩人物命運受環境力量制約的既定性等等。在黑格爾看來，史詩藝術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是東方史詩（如印度史詩），其中心是象征性的；第二是希臘古典史詩以及羅馬人對希臘史詩的模仿；第三是基督教各民族的半史詩半傳奇故事式的詩歌。當然，他沒有忘記強調只有荷馬史詩才是“真正史詩”的代表。

黑格爾關于史詩的論述，不是沒有應該修正和補充的地方。至少黑格爾沒有強調“真正的史詩”應有民間的基礎，是在流傳中不斷累積而成的。由于黑格爾所處時代的原因，對各民族的文學和文化現象尚不能有更全面的了解，加上他的某些偏見，使他對“史詩”概念的把握並不十分準確，在使用時有時也不免混亂。現在我們一般認為，只有那些以歷史事件或傳說為內容，充滿幻想和神話色彩，歌頌人、神英雄，表現一定時代的民族行為和精神方式，而又產生于沒有形成書面創作傳統時代、經過民間流傳累積而成的長篇敘事詩才是嚴格意義的史詩——相比較後世其他類型的“史詩”，這樣的史詩可稱為“原始史詩”或“原生史詩”。在歐洲被稱為“荷馬史詩”的《伊利亞特》、《奧德賽》等便是這樣的原生史詩，另外，還可以舉出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和古代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而那些個人創作的從內容到形式都模仿原生史詩的敘事詩，即使是古羅馬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也只能是“模仿史詩”或“擬史詩”。至于後來人們稱那些比較全面反映某一國家或民族一個歷史時期社會面貌和人們多方面生活的優秀敘事作品，如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為“史詩”，實際上只是具有贊譽或比喻的意義——只不過是說它們是“史詩式”的作品。

按照以上對“史詩”的理解，《三國演義》似可稱為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因為它既不是對原生史詩的模仿，也不僅僅是史詩式的作品。在成書過程及題材內容，特別是因其經歷了長期的累積，在表現一定時代民族的行為方式和精神方面都類似史詩，但它並非產生于原始“史詩時代”，敘事語言和方式也與史詩有差別——這一切當然與我們民族的歷史進程和文化演進的特殊性有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稱《三國演義》為“中國式的史詩”，或相對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原生史詩稱其為“亞史詩”。

提出這樣一個看法應該說並非沒有理由。本世紀以來，經過學界數十年的研究，我們現在已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三國演義》是經過若干世紀的民間傳說和演唱積累，最後才寫成的“集體累積型”作品。而正是這種難以重復的民間基礎和漫長的成書過程成了《三國演義》是一部“史詩性質”作品的“歷史必要條件”，使其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成了一種“高不可及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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