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

前言
第一章 緒論︰西方傳統及其向非西方世界的輸出
第二章 東亞︰儒家傳統與現代化
第三章 印度︰對西方發展理論的挑戰
第四章 拉丁美洲對發展模式和發展理論的探索
第五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方的影響與本土的現實
第六章 伊斯蘭發展模式
第七章 東歐及其對民主政治文化的探索
第八章 俄羅斯與中亞
第九章 結語︰地區層面與全球維度的發展
建議閱讀書目
索引

比較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當這種方法被系統地用來認識政治現象時，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較研究；當比較的對象是各自獨立的政治體系時，這種政治的比較研究就成為比較政治學。亞里士多德首創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的政治學，而他獲取和分析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較，這樣他就同時創建了比較政治學。自19世紀中期起，經驗研究和比較分析推動著政治學從思辨的哲學變成實證的科學。到19世紀末，政治科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而比較政治學則是政治科學的一個基本學科。

比較政治學有三個核心要素︰第一，比較方法必須貫穿該學科領域的任何一項課題的研究工作中。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觀察和分析的對象須是不少于兩個並互為參照系的個體或群體，比較的直接目的是辨識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和相似性，比較始于對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進而對其異同做出分析和解釋。任何事物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但是要使比較具有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比較分析必須選擇和使用一定的理論工具。因此，比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納其他理論方法和技術方法的一種方法。第二，這門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國家，至少應當是獨立的政治體系，所以現時代的比較政治學可以簡括地界定為“對民族國家的比較”。只有跨國的政治比較研究才屬于比較政治學，明確這一點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除此之外就難以劃定比較政治學的學科邊界。但是，以民族國家為比較分析的單位，並不意味著僅僅把國家和政府作為直接觀察的對象。事實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國家的總體框架與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單位，無論群體、組織還是個人，盡收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視野之內。第三，比較政治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和經驗出發，進行實證研究或經驗分析，從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規律性，通過描述、解釋和預測來認識政治現象，是這門學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對比較政治學來說，真理是具體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題、模型和理論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經驗和事實的進一步驗證，都以各個事物發生與沿革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換言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自19世紀中期以來，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發展有一條主線，這就是采用什麼樣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國比較研究成為一門科學。比較政治學的這種科學訴求或科學化努力，迄今已經經歷一系列重大的範式變遷。在19世紀，歷史主義是比較政治學的主流範式。“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這一名言成了比較政治學者的共同信條。人們把科學的方法理解為“歷史一比較”的方法。進入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半期，制度主義成為這門學科的主流範式。人們相信，在憲政民主制已經鞏固的條件下，由現行法律體系確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規範，制約和決定著各種政治主體的實踐活動；而現行法律體系是人們在關于國家與法的政治理念指導下構建起來的。政治哲學一法律體系一政治制度一政治行為成為比較政治研究跨國分析的典範思路。因此，這種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一制度主義。同時，這一主流範式並不排斥或貶抑歷史主義；相反，在獲取和處理實證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對制度變遷和制度規範作用于政治實踐的過程與結果的研究上，它必須借助于歷史主義。20世紀50-60年代，行為主義取代法律一制度主義和歷史主義，成為比較政治學的主流範式。行為主義是從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引進的一種方法論，它與剛剛興起的電子計算機和社會統計學的應用相結合，使比較政治學在獲取和處理實證資料的基本方式上發生了巨大變革，不僅破天荒地第一次將這門學科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全球的範圍，而且使這門學科朝著科學化的方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從此，比較政治學不再僅僅是靜態、描述的，而是動態、解釋性和預測性的，理論的建構與驗證成為研究的動力和目標。60年代末，比較政治學開始轉入後行為主義時期。後行為主義不是一種研究範式，而是多種範式的並立和競爭，影響較大的先是依附論、世界體系論範式，接著是組合主義或法團主義範式，現在是新制度主義範式。

新制度主義被區分為三種既有聯系而又有顯著區別的分析路徑︰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由于理發一選擇制度主義是一個演繹的邏輯體系，社會學制度主義不能清晰地區分文化與制度，因此只有歷史制度主義對比較政治學這門經驗科學來說，才具有廣闊的適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