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需求的擴大等都在宋代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尤其是北宋一代，金、銀、銅、鐵、鉛、錫六種金屬礦藏得到了全面的開發。以宋神宗熙寧后期(1074—1077)的歲課額為例，銅：二千一百七十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斤，鉛：九百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六百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九十一斤，這些數字分別是宋太宗至道末(997)歲課額的5．3倍、11．6倍、22．9倍左右，與唐代宣宗時期(847—859)的銅、鉛數字相比，則分別為33倍、80倍以上。隨着宋代礦產開采量的大幅度增長，從事礦冶業生產的人戶數量也顯著增加，大、中型礦場有數千人勞作已不少見，信州鉛山場和韶州岑水場兩大銅礦場的生產者甚至曾多達十余萬人。這種大規模的生產在宋以前的各朝代都是極為罕見的。
宋代礦冶業生產之所以出現上述高度發展的局面，有諸多因素，除去經營方式的改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社會需求的增加以及商品經濟的日益活躍等等因素外，還在於宋政府致力於改革並完善礦冶業機構的設置與管理，積極發布與實施了一系列管理礦冶業的政策法令。當然，上述種種措施並不都是得當而有效的，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促進了礦冶業的發展，有的卻給礦冶業生產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因此，對宋代礦冶業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了解歷史原貌，揭示中國古代礦業發展的脈絡軌跡，還可以為當代社會提供經驗和借鑒。
此外，宋代礦冶業生產的盛衰與國家財政收支(包括對外納貢)、貨幣流通、軍器裝備以及社會經濟生產、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的關系尤為緊密。通過對宋代礦冶業進行研究，亦可以為宋史學界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等各項專題研究的深入進行，提供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