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作者希望表明,了解中國上古的宗教習俗和信仰並非是不可能的。涉及這些早期年代的文獻可靠的相當少,現存的那些文獻實際上又是稍晚時期的作品。我們知道,當帝國著手廢除封建制度的時候,它致力于摧毀封建制度所依賴的種種爵位,還采取了焚書的做法。然而,帝國一旦確立起來,它馬上就著手創設與帝國本身相適應的爵位,而典籍撰寫工作也重新開始了。這項工作進行得非常虔誠,而且,由于帝國制度是從封建時代的制度中產生的,同時記述封建制度的目的是要系統地闡明帝國制度,因此,重寫典籍並不是肆意的曲解,歷史學家憑借應有的謹慎,尚不至于無法從中獲得滿意的結論。這樣的話,研究封建時代的體制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有人通過對一些文本的比較研究,嘗試去描述封建時代的各種祭禮了。但是,當這一步完成之後,我們對古代中國人的宗教生活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我們所了解的還都只是官方宗教。
盡管這樣的描述已經非常精彩,但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封建國家的祭祀活動究竟是從習俗和信仰中的哪些源泉中生長出來的。如果在這些文本的研究中,除了發現國家宗教的濃縮形式外,沒有人嘗試去發現任何別的東西的話,那麼,只要一旦試圖去解釋它們,就會發現自己身陷困境。而且,當我們討論了中國人的原始一神論,或斷言中國人總是崇拜自然力並實行祖先崇拜時,我們就已經說完了所有可說的東西。
目錄
總序
譯序
導論
一 《詩經》中的情歌
如何新聞記者古代經典
田園主題
鄉村愛情
山川歌謠
二 古代的節慶
地方節慶
事實與闡釋
季節的節律
聖地
競賽
結論
附錄一 關于《行露》一詩的注釋
附錄二 關于《(蟲雙雙)(蟲東)》的注釋
附錄三 民族學注釋
譯序
導論
一 《詩經》中的情歌
如何新聞記者古代經典
田園主題
鄉村愛情
山川歌謠
二 古代的節慶
地方節慶
事實與闡釋
季節的節律
聖地
競賽
結論
附錄一 關于《行露》一詩的注釋
附錄二 關于《(蟲雙雙)(蟲東)》的注釋
附錄三 民族學注釋
序
對一般讀者來說,葛蘭言會更像是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會引起多大的關注;而對他在人類學這個學科內部的真正價值,即使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也不見得了解多少。我經歷的兩件小小的事情就能夠表明這一點。有一次,當我跟一位朋友說起我正在譯這本書時,他對此表示不太理解。他問,有那麼多的大師著作,為什麼你不去介紹呢。另外一次就我在廈門開會時,正好旁听到王銘銘教授跟一位國外女人類學家的談話,當听說他很推崇這位已經被歸入“古典”之列的法國人類學家時,她的眼神不由得出現了驚訝,坦言她對葛蘭言所知甚少。與此同時,在法國人類學界內部,葛蘭言卻是得到廣泛承認的一位大師。
作為一個知識人,葛蘭言的生涯稱得上是平淡無奇:他于1884年生于法國東南部德龍省的一個小鎮,1904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主修歷史學。在此期間,他成為涂爾干的門生,並受莫斯的影響。1907年,他參加中學教師資格考試並獲得高中歷史教師證書。從巴黎高師畢業後,因得狄愛爾基金會的資助,師從沙畹習漢學。1911年到中國作實地調查。1913年回國,在巴黎高等研究院繼沙畹任“遠東宗教”講座的研究主任。1914年服兵役。“一戰”後于1918年奉法國外交部之命再到中國。次年歸國,仍在高等研究院任前職。1920年,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獲博士學位,同年受聘于巴黎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講“中國文化”課。1925年,任巴黎東方語言專門學校“遠東史地”講座教授,次年又任巴黎中國學院校務長。據說葛蘭言的辭世與他目睹巴黎被納粹佔領時的抑郁心情有關:1940年,在巴黎陷落在納粹的情況下,馬塞爾‧莫斯堅持讓他接任第五研究部主任,有一天,葛蘭言被迫去見了納粹政權下的一個官員,而那人恰是為葛蘭言所憎惡的。可以想見,那次會面顯得極不愉快,回家後,葛蘭言便在抑郁中辭世了。
實際上,葛蘭言的這本作品我還在北京師範大學念民眾學碩士研究生時就讀過了,那時我讀的是張銘遠先生的譯本。不過,可以想見,一個還未入門的學生,又能從中領悟多少東西呢?重讀這本書已是四五年之後,在那時,五銘銘教授在北京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主持人類學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的讀書會,因為不是在正式課堂上讀書,而算是一種對課堂教學的補充和提高形式。他的讀書會多少總給我一點“散漫”的感覺,所以這種念書的方式也別具一格,他往往不是讓研究生按部就班地去讀某位大師或某個領域的作品,而是覺得哪些書有意思,就提出來請大家去選,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也常常是七嘴八舌,什麼想法都可能有。結果,我雖然已經畢業走人了,但常常借這個機緣從家里跑回去跟他讀書,結果又一次讀到了這本書。據我自己的猜想,他那時建議讀這本書,可能和他自己當時對中國人類學的一些新想法是有關系的。後來,我們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劉瑞琳女士商量繼續出版“現代人類學經典譯叢”。由于我曾在中國語言文學系呆了七年,于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我和張宏明博士的頭上。
作為愛彌爾‧涂爾干和馬塞爾‧莫斯的及門弟子,葛蘭言選擇的研究對象看起來卻不太像他的老師和同門,他雖然研究的也是“異文化”,但同時也受到另一位導師沙畹的重大影響。他主要研究他所稱的中國社會的“古代時期”或說“封建時代”,大致相當于秦漢以前。在這部著作中,他主要分析了《詩經》“風”部中的“情歌”,試圖從這些情歌中看出古代中國社會的“形態”。簡單地說,他認為,歷代的文學批評家和衛道士往往站在“象征主義”的立場上,希望在詩歌描述的自然現象和當前的社會—政治行為之間建立一種對應關系。葛半言認為,這種闡釋方法將“民歌”變成了廟堂之作,由此,《詩經》中的情歌也被從它們原本生長的社會場景中抽取出來,服務于闡釋者當前的政治需要。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並未解決:為什麼這些天才的闡釋者會一再援引這些詩歌來滿足他們當前的政治需要呢?確實,他們原本可以自己來創作的,他們並不是沒有這種才能。
……
作為一個知識人,葛蘭言的生涯稱得上是平淡無奇:他于1884年生于法國東南部德龍省的一個小鎮,1904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主修歷史學。在此期間,他成為涂爾干的門生,並受莫斯的影響。1907年,他參加中學教師資格考試並獲得高中歷史教師證書。從巴黎高師畢業後,因得狄愛爾基金會的資助,師從沙畹習漢學。1911年到中國作實地調查。1913年回國,在巴黎高等研究院繼沙畹任“遠東宗教”講座的研究主任。1914年服兵役。“一戰”後于1918年奉法國外交部之命再到中國。次年歸國,仍在高等研究院任前職。1920年,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獲博士學位,同年受聘于巴黎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講“中國文化”課。1925年,任巴黎東方語言專門學校“遠東史地”講座教授,次年又任巴黎中國學院校務長。據說葛蘭言的辭世與他目睹巴黎被納粹佔領時的抑郁心情有關:1940年,在巴黎陷落在納粹的情況下,馬塞爾‧莫斯堅持讓他接任第五研究部主任,有一天,葛蘭言被迫去見了納粹政權下的一個官員,而那人恰是為葛蘭言所憎惡的。可以想見,那次會面顯得極不愉快,回家後,葛蘭言便在抑郁中辭世了。
實際上,葛蘭言的這本作品我還在北京師範大學念民眾學碩士研究生時就讀過了,那時我讀的是張銘遠先生的譯本。不過,可以想見,一個還未入門的學生,又能從中領悟多少東西呢?重讀這本書已是四五年之後,在那時,五銘銘教授在北京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主持人類學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的讀書會,因為不是在正式課堂上讀書,而算是一種對課堂教學的補充和提高形式。他的讀書會多少總給我一點“散漫”的感覺,所以這種念書的方式也別具一格,他往往不是讓研究生按部就班地去讀某位大師或某個領域的作品,而是覺得哪些書有意思,就提出來請大家去選,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也常常是七嘴八舌,什麼想法都可能有。結果,我雖然已經畢業走人了,但常常借這個機緣從家里跑回去跟他讀書,結果又一次讀到了這本書。據我自己的猜想,他那時建議讀這本書,可能和他自己當時對中國人類學的一些新想法是有關系的。後來,我們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劉瑞琳女士商量繼續出版“現代人類學經典譯叢”。由于我曾在中國語言文學系呆了七年,于是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我和張宏明博士的頭上。
作為愛彌爾‧涂爾干和馬塞爾‧莫斯的及門弟子,葛蘭言選擇的研究對象看起來卻不太像他的老師和同門,他雖然研究的也是“異文化”,但同時也受到另一位導師沙畹的重大影響。他主要研究他所稱的中國社會的“古代時期”或說“封建時代”,大致相當于秦漢以前。在這部著作中,他主要分析了《詩經》“風”部中的“情歌”,試圖從這些情歌中看出古代中國社會的“形態”。簡單地說,他認為,歷代的文學批評家和衛道士往往站在“象征主義”的立場上,希望在詩歌描述的自然現象和當前的社會—政治行為之間建立一種對應關系。葛半言認為,這種闡釋方法將“民歌”變成了廟堂之作,由此,《詩經》中的情歌也被從它們原本生長的社會場景中抽取出來,服務于闡釋者當前的政治需要。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並未解決:為什麼這些天才的闡釋者會一再援引這些詩歌來滿足他們當前的政治需要呢?確實,他們原本可以自己來創作的,他們並不是沒有這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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