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本雅明(1892-1940)是德國著名思想家,被譽為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子,其才華和悲劇人生為後人留下了無盡的話題。與眾多對本雅明思想的學術研究不同,本書以馬克思主義原理、本雅明的歷史哲學和後結構主義的反形而上學理論的狂歡式結合為根本動力,犀利的筆鋒直指本雅明本人的靈魂深處,不僅對本雅明做了獨到解讀,還將本雅明與艾略特、利維斯、布萊希特等人的觀點相對照,是一部具有「震驚」效果的向大師致敬的傑作。
作者簡介:
特里·伊格爾頓(1943—
):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1964年大學畢業後任雷蒙·威廉斯的助理研究員。1969年到牛津大學任教,長期擔任凱瑟琳學院沃頓英文和文學理論講座教授,現任曼徹斯特大學英文講座教授。從60年代末開始,伊格爾頓以「新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理論評析當代西方各種美學和文學批評流派,分析和評價英美一些作家的作品,在當代美學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界影響廣泛。主要著作有:《批評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引論》、《莎士比亞與社會:莎士比亞戲劇論文集》、《力量的神話:對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等。
目錄
序言
沃爾特·本雅明
第1章 巴羅克寓言
第2章 靈韻和商品
第3章 歷史、傳統和革命
走向革命批評
第1章 「馬克思主義批評」
第2章 修辭小史
第3章 論文本性
第4章 馬克思主義與解構
第5章 狂歡與喜劇: 巴赫金和布萊希特
第6章 歷史的天使
向沃爾特·本雅明致敬
英漢人名對照
沃爾特·本雅明
第1章 巴羅克寓言
第2章 靈韻和商品
第3章 歷史、傳統和革命
走向革命批評
第1章 「馬克思主義批評」
第2章 修辭小史
第3章 論文本性
第4章 馬克思主義與解構
第5章 狂歡與喜劇: 巴赫金和布萊希特
第6章 歷史的天使
向沃爾特·本雅明致敬
英漢人名對照
序
一天下午,沃爾特·本雅明閑坐在聖日耳曼德普雷的雙叟咖啡館,其時他靈感激盪,想為自己勾勒一幅人生圖表。此時此刻,他清楚地知道該從何下筆。他畫出了這個圖表,可是大約一兩年后,卻由於典型的運氣不佳將它遺失。於是這一圖表成了一個謎,這毫不令人意外。
本書並非那幅圖表的復原,也非本雅明著作的導論或高頭論章,甚至並非一篇「評論」,因為盡管筆者似乎是在「詳盡地闡釋」本雅明的思想,但其實幾乎對他的文本不作任何概括或轉述。相反,我試圖為自己目的而粗暴對待其文本,將它們轟出歷史連續體,我以為他會認同我所采取的方式。筆者的話語與本雅明的話語之間並非是一種反思或復制的關系,而更像兩種話語疊加而產生出第三種話語。它完全不屬於這兩種話語中的任何一種。由於本雅明本人敵視學院生產方式,以及他的文本據以拒斥簡化的復雜策略,因此很難透徹了解對本雅明的全面「評論」會是何種樣子。本雅明之所以對慣常的書籍生產如此嘲諷和反感,這與他的政治見解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促使筆者寫作此書的動機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單純為了學術研究。通過寫作此書,我想我可以發現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闡釋「革命批評」目前正面臨的某些關鍵問題的。仿效本雅明本人的方式,本書有意沒有寫成一個「有機整體」: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邏輯性,除了依靠文本之外,還需讀者自身去揣摩建構。
因此,在這些方面,本書標志着拙著《批評與意識形態》(新左派書屋,1976年)的一種發展。就形式和風格而言,《批評與意識形態》更帶有常規的學術色彩,而不似本書如此明顯地具有政治色彩。不過此一發展並非我專有獨創。在筆者撰寫《批評與意識形態》時,「馬克思主義批評」尚未在英國立足,那時候重要的似乎是考察其歷史背景,並且使「文本科學」所必需的范疇系統化。盡管此類方案的原則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但筆者仍將為之辯護。部分是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重重壓力,部分是受到社會主義內部新主題和力量的影響,文化研究所關注的中心,已從狹隘的純文本或概念分析轉移到了文化產生問題和藝術品在政治中的運用。與這一普遍轉變相交織的是筆者本身自寫作《批評與意識形態》以來的演變發展。介於本書與《批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是一部戲劇,即《布萊希特及其同伴》(1979年)。這部戲劇不僅在寫作過程中,而且在最終結束時提出了有關社會主義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的關系、它們兩者與革命政治的關聯、知識生產技巧、戲劇和喜劇在政治上的運用等問題。此種研究方向上的轉變又與筆者本身自寫作《批評與意識形態》以來的個人或政治生活的某些深刻變化有隱約的關系。
寫作一本論述本雅明的書之所以顯得合適,還有另外的原因。盡管本雅明是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培養成人的,但他卻預注全力於革命改造這一重任;因此,不論當今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個人階級來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對我們所有人都具有挑戰性。在歷史劇變之際,在每位唯物主義腦力勞動者都務必審慎地考察自身的政治資格時,這一點尤為真確。此外,依筆者之見,本雅明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在其著作中令人矚目地預言了后結構主義的許多當代主題。因此,本書除研究本雅明的其他方面外,也旨在介入那些爭論。不過,筆者寫作這第一部(我相信是)研究本雅明的英語專著,也是為了搶在反對者之前去理解他。批評界把本雅明的馬克思主義視為偶然發生的過失,或者可以容忍的怪癖,一切跡象表明,他如今正面臨着被這樣的批評界僭用的危險。弗蘭克·克莫德曾說,若是本雅明沒有英年早夭,他「如今該八十六歲高齡,或許已成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國榮譽退休教授」。可以想像,本雅明對如此前景會報以何等的歡欣快慰。「假若沃爾特·本雅明依然健在,」喬治·斯坦納斷言,「他毫無疑問會對任何『新左派』持懷疑態度。正如每一位致力於深奧思想或淵博學識韻人一樣,本雅明明白,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人類智慧和批評才智本身,就存在於對極少數人的時刻受到威脅的保留之中。」在我看來,這些話與真實情況恰恰相反,簡直是對本雅明的侮辱。筆者寫作此書的最終原因,也是最簡單的原因,乃是表達對本雅明的敬意。他在那黑暗的時代教導我們:正是地位低下、默默無聞的人們才將把歷史炸開口子。
在此,筆者感謝弗朗西斯·穆爾赫恩、伯納德·夏拉特和保羅·蒂克爾,他們對本書的草稿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意見;感謝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俄勒岡州諸大學和澳大利亞迪金大學的全體教員和學生,他們就許多問題與筆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感謝康奈爾大學人文科學協會在筆者寫作此書的最后階段邀請我擔任資深訪問研究員。此外,托利爾·摩伊就一些觀點與筆者進行過深入探討,以至於很難說這些觀點是「她的」或「我的」;筆者還應感謝她為此書打印手稿,並以無比的耐心、溫和的心境忍受如此長期的單調工作,且幫助筆者保持清醒冷靜。
特里·伊格爾頓
牛津沃德姆學院
本書並非那幅圖表的復原,也非本雅明著作的導論或高頭論章,甚至並非一篇「評論」,因為盡管筆者似乎是在「詳盡地闡釋」本雅明的思想,但其實幾乎對他的文本不作任何概括或轉述。相反,我試圖為自己目的而粗暴對待其文本,將它們轟出歷史連續體,我以為他會認同我所采取的方式。筆者的話語與本雅明的話語之間並非是一種反思或復制的關系,而更像兩種話語疊加而產生出第三種話語。它完全不屬於這兩種話語中的任何一種。由於本雅明本人敵視學院生產方式,以及他的文本據以拒斥簡化的復雜策略,因此很難透徹了解對本雅明的全面「評論」會是何種樣子。本雅明之所以對慣常的書籍生產如此嘲諷和反感,這與他的政治見解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促使筆者寫作此書的動機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單純為了學術研究。通過寫作此書,我想我可以發現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闡釋「革命批評」目前正面臨的某些關鍵問題的。仿效本雅明本人的方式,本書有意沒有寫成一個「有機整體」:尤其是第二部分的邏輯性,除了依靠文本之外,還需讀者自身去揣摩建構。
因此,在這些方面,本書標志着拙著《批評與意識形態》(新左派書屋,1976年)的一種發展。就形式和風格而言,《批評與意識形態》更帶有常規的學術色彩,而不似本書如此明顯地具有政治色彩。不過此一發展並非我專有獨創。在筆者撰寫《批評與意識形態》時,「馬克思主義批評」尚未在英國立足,那時候重要的似乎是考察其歷史背景,並且使「文本科學」所必需的范疇系統化。盡管此類方案的原則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但筆者仍將為之辯護。部分是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重重壓力,部分是受到社會主義內部新主題和力量的影響,文化研究所關注的中心,已從狹隘的純文本或概念分析轉移到了文化產生問題和藝術品在政治中的運用。與這一普遍轉變相交織的是筆者本身自寫作《批評與意識形態》以來的演變發展。介於本書與《批評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是一部戲劇,即《布萊希特及其同伴》(1979年)。這部戲劇不僅在寫作過程中,而且在最終結束時提出了有關社會主義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的關系、它們兩者與革命政治的關聯、知識生產技巧、戲劇和喜劇在政治上的運用等問題。此種研究方向上的轉變又與筆者本身自寫作《批評與意識形態》以來的個人或政治生活的某些深刻變化有隱約的關系。
寫作一本論述本雅明的書之所以顯得合適,還有另外的原因。盡管本雅明是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培養成人的,但他卻預注全力於革命改造這一重任;因此,不論當今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個人階級來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對我們所有人都具有挑戰性。在歷史劇變之際,在每位唯物主義腦力勞動者都務必審慎地考察自身的政治資格時,這一點尤為真確。此外,依筆者之見,本雅明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在其著作中令人矚目地預言了后結構主義的許多當代主題。因此,本書除研究本雅明的其他方面外,也旨在介入那些爭論。不過,筆者寫作這第一部(我相信是)研究本雅明的英語專著,也是為了搶在反對者之前去理解他。批評界把本雅明的馬克思主義視為偶然發生的過失,或者可以容忍的怪癖,一切跡象表明,他如今正面臨着被這樣的批評界僭用的危險。弗蘭克·克莫德曾說,若是本雅明沒有英年早夭,他「如今該八十六歲高齡,或許已成為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國榮譽退休教授」。可以想像,本雅明對如此前景會報以何等的歡欣快慰。「假若沃爾特·本雅明依然健在,」喬治·斯坦納斷言,「他毫無疑問會對任何『新左派』持懷疑態度。正如每一位致力於深奧思想或淵博學識韻人一樣,本雅明明白,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人類智慧和批評才智本身,就存在於對極少數人的時刻受到威脅的保留之中。」在我看來,這些話與真實情況恰恰相反,簡直是對本雅明的侮辱。筆者寫作此書的最終原因,也是最簡單的原因,乃是表達對本雅明的敬意。他在那黑暗的時代教導我們:正是地位低下、默默無聞的人們才將把歷史炸開口子。
在此,筆者感謝弗朗西斯·穆爾赫恩、伯納德·夏拉特和保羅·蒂克爾,他們對本書的草稿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意見;感謝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俄勒岡州諸大學和澳大利亞迪金大學的全體教員和學生,他們就許多問題與筆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感謝康奈爾大學人文科學協會在筆者寫作此書的最后階段邀請我擔任資深訪問研究員。此外,托利爾·摩伊就一些觀點與筆者進行過深入探討,以至於很難說這些觀點是「她的」或「我的」;筆者還應感謝她為此書打印手稿,並以無比的耐心、溫和的心境忍受如此長期的單調工作,且幫助筆者保持清醒冷靜。
特里·伊格爾頓
牛津沃德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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