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瑞典銀行(Sverigs Riksbank)在其300周年志慶活動時宣布設立一個新的獎項,即「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中央銀行經濟學獎」,並承諾對該獎項提供永久支持。
同時,瑞典皇家科學院承擔了與自1901年起開始運作的諾貝爾獎完全相同的程序來對獲獎者進行評選的任務。這樣,每年年初科學院都會收到250—300個提名建議,通常涵蓋多達百名以上的候選人(未經邀請主動提名的個人沒有計算在內)。科學院獎項委員會(成員5—8名)首先對世界各地的候選人進行專業評估,然後,再以報告的形式將獎勵意見提交給科學院社會科學部(The Social Science
Class Of the Academy)。最後,科學院的全體成員要在10月份齊集一堂,以決定獎項的最終歸屬。
本獎項的評選原則與諾貝爾獎完全一致,完全遵循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願二獎勵在其所處領域有最為重大發現、發明或發展的科學家。在實踐中,這就意味著要考慮到參選者學術成果的獨創性、在理論與實踐當中的重要性及其對科學工作的影響。科學院及獎項委員會也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了候選對象及其學術成果對社會的影響,包括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在本獎項設立後的前30年里,科學院及獎項委員會對「經濟科學」一詞采取了相當廣泛的理解。因此,獎勵對象涉及經濟學鄰近學科的很多重大科學成就。有幾個獎項實際上是授予了「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處於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及歷史學等學科的交叉點。
本獎項設立後30年的運行也反映出本世紀下半葉經濟學研究的特點與走向。首先,獲獎情況清楚地表明美國在這一領域的優勢地位。43名獲獎者中,有28人是美國公民,盡管其中4人,即里昂惕夫(Leontief)、庫普曼斯(Koopmans)、德布魯(Debreu)和哈薩尼(Harsanyi)的出生地及受教育地均非美國。其他獲獎者來自英國(6人),瑞典、挪威(各2人),法國、印度、荷蘭、前蘇聯、德國(各1人)。獲獎一人次以上的大學有:芝加哥大學(8人)、哈佛大學(4人)、劍橋大學(4人)、麻省理工學院(3人)、伯克利大學(2人)、奧斯陸大學(2人)、普林斯頓大學(2人)、斯坦福大學(2人)、耶魯大學(2人)。
在獲獎成果的內容方面,經濟分析中的演繹法與數學公式化表述成為其顯著特征。例如,薩繆爾森(Samuelson)、希克斯(Hicks)、阿羅(Arrow)、庫普曼斯、康托羅維奇(Kamtorovich)、德布魯、阿萊斯(Allais)等人的獲獎,還有金融經濟學方面的獲獎者馬克威茨(Markowitz)、米勒(Miller)、夏普(Sharpe)、默頓(Merton)和斯科爾斯(Scholes),以及博弈論研究方面的獲獎者哈薩尼、納什(Nash)、澤爾滕(Selten)等。
20世紀下半葉,經濟學研究的趨勢和特點之二是包括系統統計測試或評估等在內的定量研究法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主要反映在授予弗里希(Frisch)、丁伯根(Tinbergen)、里昂惕夫、克萊因(Klein)、斯通(Stone)、哈維爾莫(Haavelmo)等人的獎項上。實際上,在過去10年間,定量研究領域的碩果涉及了大量的數據,如果沒有分析技術手段的發展(如計量經濟學、投入一產出分析、程序編制、高能計算機等的發展和應用),要想取得這樣的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本獎項還反映出二戰後宏觀經濟學的重要作用。在此,我們應特別注意弗里德曼(Friedman)、克萊因、托賓(Tobin)、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索洛(Solow)和盧卡斯(Lucas)等人的成就。一些研究經濟體系的新方法得到了認同,這反映在獎項授予信息經濟學[米爾利斯(Mirrlees)、威克里(Vickery)]、人力資源[貝克爾(Becker)]和博弈論等研究課題上。定量研究法在經濟史學研究中的不斷上升的重要作用表現在庫茲涅茨(Kuznets)和福格爾(Fogel)的獲獎上。同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中的制度的重要作用則體現在授予馮·哈耶克(Von
Hayek)、布坎南(Buchanan)、科斯(Coase)和諾斯(North)等人的幾個獎項上。對經濟發展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獎勵則授予了繆爾達爾(Myrdal)、劉易斯(Lewis)、舒爾茨(Scholtz)和森(Sen)等人。
據我所知,此套叢書是首次嘗試系統地出版所有獲獎者的重要著作。叢書的出版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義,在中國面世其意義更加深遠。我希望它的出版不僅有助於經濟學的發展,而且能直接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獎項委員會秘書
托爾斯滕·珀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