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論文集所組成,他們是(依姓氏筆劃排列)︰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土大夫的文學》;東英壽《復古與創新——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保刈佳昭《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淺見洋二《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副島一郎《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他們的論文大都從“宋學”、尤其側重于宋代文學方面展開,代表彼邦富有活力的研究力量,反映了最焉切近的學術動態,值得向我國學界同道譯介推薦。
“宋學”在我國經學史上原是與“漢學”相對舉的學術概念,簡言之,即是指區別于考據之學的義理之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敘》雲︰清初經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與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就是一場學術紛爭夾雜門戶之見的有名論爭。現代學者則把此語用作中國思想史上宋代“新儒家學派”的總稱。鄧廣銘《略談宋學》一文即。把萌興于唐代後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而“理學”僅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與“宋學”不能等同(《鄧廣銘治史叢稿》第164—165頁)。而陳寅恪則從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角度立論,將它視作宋代學術文化的同義語。他在論述“新宋學”時指出︰“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燻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日,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這里的“新宋學”明確包括“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各種領域,而“新宋學”之于“宋學”,只是學術觀念的更迭出新,兩者的涵蓋面應是相同的,均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
“宋學”的上述三個界定,分別指向特定的對象和領域,各具學術內涵和意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這套叢書命名中所說的“宋學”,乃采用第三個界定,即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學術研究本來就有綜合與分析或日宏觀與微觀的不同方法和視角,尤重在兩者內在的結合與統一,力求走向更高層次的綜合,獲得宏通的科學認識。研究宋代學術的每一個部類,總離不開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輿把握。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其構成中的每一個部類不能不受制于整體發展變化的狀況,各個部類之間又不能不產生無法分割的種種關聯。而說到對宋代社會的宏觀認識和整體把握,又不能不提到八十多年前蜚聲學界的“宋代近世說”的舊命題,對這個舊命題的系統檢驗和反思,對其含而未發的意蘊的探求,需要我們把這個老題目繼續做深做透。這對宋代學術研究格局的拓展和深化,似乎還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本書是《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叢書中的《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繁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