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國寶之謎

在眾多的同類讀物面前，這本小書的寫作堅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盡可能介紹新的考古發現和其他新發現。比如《圓明園四十景圖》之回歸祖國，雖然已經由文物部門作了高科技復制和發行，但是畢竟價格昂貴，數量有限，作者既已親眼目睹，於是在書中寫了專篇。又如在上海博物館展示過的陝西省發現的何家村窖藏金銀器，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器皿品質高，種類繁多，引起了中外文博界的普遍關注，我們在書中也寫了專篇。
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介紹傳國璽時，認為秦始皇根本沒有制作過什麼傳國璽，而是他的六方實用璽在漢朝代代相傳而有了「傳國璽」之名。魏晉南北朝期間，群雄紛爭，又不知傳國璽的原委，於是紛紛自制了象征「君權神授」的璽印，編造神話故事，實為符瑞說的產物。這一研究結果已經發表於拙作《中國印章史》，現在借此機會再度向讀者介紹。
三是在眾多已有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新見解。如大禹鑄九鼎的問題，根據史書記載則有之，而至今未見實物，又據考古獲得的青銅器，證明那時並未掌握鑄造大型青銅器的技術，而學術界僵持在兩種相反的意見上。作者從「革故鼎新」的成語得到啟發，認為夏有九鼎，商湯滅夏，獲得夏九鼎，毀夏九鼎乃是殷革夏命的一項措施。商也鑄造九鼎，這在技術上已無疑問，史書也明確記載武王克商，把九鼎遷走，可是后來楚庄王想一睹九鼎的真容，周室卻派王孫滿說了一通「在德不在鼎」之類的話作搪塞，其實毀商之九鼎恐怕也是周革殷命的一項措施。周也鑄造九鼎，可是秦統一后，秦始皇確實派了一支軍隊去洛陽遷鼎，結果只獲得八鼎，還未必真的是周之九鼎中的八鼎，恐怕是周王室自毀或自埋重寶。這一見解雖然沒有過硬的證據，卻是合情合理的。
四是有選擇地介紹作者的所見所聞，而這些見聞往往於其他信息媒體不易讀到。如民國政府在「九·一八」后組織的故宮文物大遷移，過去鮮為人知，筆者在1980年代初曾聽恩師沈熙乾先生講述過。沈熙乾先生曾為南京政府文物工作組的專家之一。現在雖然已經將故宮文物轉移到大西南以及后來民國政府又怎樣將文物運到台灣，建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事實公之於眾，但是沈先生講述的民國政府僅運走近3 000箱文物的原因，人才才是真正的國寶，也是十分重要的。筆者在講述「故宮出海」的故事時作了介紹。又如西周晉侯蘇編鍾16件，其中14件由著名的青銅器專家、前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從香港古董市肆購回，人皆以為偽器，及另外兩件在晉侯墓地回填土中發現，證實了晉侯蘇編鍾確為西周，16件編鍾的銘文並非單獨成篇，而是「連篇累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