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業的郁悶

劫中的書與人
晚明舊書業
清代典籍梗概
「一·二八」：中國典籍大劫難
哀焚書
讀書人的厄運與書的厄運
舊籍當前之厄運
舊書之災
「書肆的災難」三題
漫記蘇州當年舊書肆
《從晉西南新收復區采集圖書歸來》
劫後的書與人
書的故事
在「廢紙」中檢選古舊書刊
成都「廢紙」清理的經驗與收獲
書緣兩題
蘇州古舊書業「社會主義改造」歷程
上海古舊書業「社會主義改造」歷程
古舊圖書不應再任令損毀
「厚今薄古」與古舊書業
20世紀50年代的蘇州古舊書業
「文革」對私家藏書的沖擊
焚書和借書
十年「書荒」紀事
「書的故事」兩題
我的藏書之厄運與幸運
書緣
劫中書話
「文革」書香
關於五六十年代的初版本
走過「文革」的蘇州古舊書店
上海古舊書業在「文革」後的恢復與重建
中國書店古舊書業的撥亂反正
中國書店古舊書業的自救圖新
舊書業的郁悶
「君聞新書出，開卷舊書讀」

我於1951年秋人清華大學中文系求學，至1952年8月，隨我國高等學校院系大調整而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後畢業留校，擔任浦江清先生主講的「宋元明清文學史」課的助教。本以為就此可以在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坦途上前進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謂的「同人刊物」問題，與樂黛雲、褚斌傑、裴斐和金開誠等人一起被誣為「右派集團」而身心俱受打擊。

1958年3月，我從北京大學被貶逐至商務印書館。我在北大是教書，只不過三四年，而且那時只是個助教，跑腿兒的機會多，真正上堂講課不過少數幾次；到出版社是編書，倒是每天與書打交道了(當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幾年除外)，編書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輩子。但現在稍稍作一些回顧，編出的書真能愜意的，卻也似乎不多。能說得過去的，我覺得只有《學林漫錄》叢刊那一種。

到「商務」那會兒，也不過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但自我感覺似乎已入「中年」。那時「商務」在北總布胡同10號，由幾個四合院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編輯室，正好是在北屋西頭，面對的是一個頗為典雅幽靜的小院子。室主任吳澤炎先生打算在由雲龍舊編的基礎上重編《越縵堂讀書記》，他可能覺得需要一個幫手，也或許看到我剛從大學出來，得收收心，就叫我幫他做這件事。

步驟是將由雲龍的舊編斷句改成新式標點，並再從李越縵的日記中補輯舊編所遺漏的部分。李慈銘也可以算是我的鄉先輩，大學念書時讀《孽海花》，對書中所寫的他那種故作清高的名士派頭感到可笑，但對他的認識也僅此而已，現在是把讀他的日記當作一件正經工作來做了，對這位近代中國士大夫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產生某種同情。我雖然頭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時對腦子里的「東西」卻似乎還拘查得不嚴。

我是住集體宿舍的，住所就在辦公室後面一排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許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藤椅，坐在廊下，面對院中滿栽的牡丹、月季之類，就著斜陽余暉，手執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其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閱其所讀的包括經、史、子、集的各類雜書，並在有關處夾入紙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差一點兒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長，1958年7月，由於幾個老牌出版社「專業分工」的確定，我又被調轉至中華書局。隨即轉入紛繁的編書生涯，「商務」那段短暫而悠閑的生活結束了，從此，「此情可待成追憶」(李商隱《錦瑟》語)了。

當時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告誡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愛惜專業人才的，並不讓我去「下放勞動」，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書稿中，專致於編輯業務。我為審讀有關書稿，就上自《詩經》下至《人境廬集外詩》地翻閱了不少書。我在《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過回憶：

按照我當時的政治處境，是不能寫文章往外發表的。於是我白天審讀、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書。當時我處理陳友琴先生的《自居易詩評述匯編》，我提議由中華書局搞一套「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領導同意這一方案，於是把陳先生的這部書改名為《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自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和《楊萬里范成大卷》。

我平時從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夜間翻閱。每逢星期天，則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一天書，中午把早晨所帶的饅頭伴著圖書館供應的開水當一頓午飯。我的近二十萬字的《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和七十余萬字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出來的，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點。我沒有荒廢時間。

我那時就想嘗試一下，在出版部門長期當編輯，雖為他人審稿、編書，當也能成為一個研究者。我們要為編輯爭氣，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家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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