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要由衷地感謝王銘銘教授,他的邀請使我們有了這次機會來北京做講座,並在這里結識了許多來自不同機構的中國學者。在北京期間,大家討論了人類學學科本身,以及中國學者對這門學科已經並正在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們也感謝梁永佳博士精彩的現場翻譯和出版翻譯。譯事艱難,需要譯者熟知話題內容並在語言上富有創意。對于2004年10月在北京的四次講座,我們將作以下簡評,作為本書的序言。
有關古今中外文化模式、社會、地方的信息,人類學材料可謂汗牛充棟。作為一個學科,它比較年輕,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作為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它卻很古老。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人們開始理解自身和他人之日,就是人類學誕生之時。人類學事業可謂由來已久,甚至在人類學研究機構還沒有建立之前就開始了。但是,既然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專業學科,既然它的學術關注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就很有必要經常考慮一下我們工作的未來取向。
今天的人類學恐怕尤其需要這種反思,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歐美人類學家經歷了一場理論的“表述危機”
(crisisofrepresention)和“後現代轉向”(the post—mod—emisttum)。先說說這兩個問題︰第一,表述危機大概出于兩個原因。一是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等人類學一般理
論遭到了質疑,另一個是人們意識到知識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人類學家表述別人生活的權威受到了質疑,因為表述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且可能互相抵觸。第二,這些想法導致了後現代轉向,產生了一大批強調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的言論,使提煉一般理論所需的比較和概化工作十分困難。在具體闡釋上有所斬獲的研究,往往失于概化的力量。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兩人一直學習如何跟後現代的成就為鄰,同時避免它的負面影響。我們謹慎地提煉理論,承認自己的主觀性。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們從本學科過去的成果中建立新的解釋,或者把過去的理論方法加以整合。後現代主義在世紀之末已經風光不再,2l世紀的人類學正處于理論重建階段。後現代主義時以用來幫助我們謹言慎行。而對理論、解釋、闡釋的重新關注,則可以幫助我們從人文和科學兩個方面推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