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傳播、傳播學、傳播學史及著名的傳播學者，我們這一代人確實知之不多。記得第一次聽說傳播之詞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林帆老師和陳韻昭老師到青海考察訪問之際。當我們乘快艇在青海湖劈波斬浪的時候，兩位老師在船艙里給我這位當年的學生「上課」，說起傳播，說起信息、反饋，說起傳者、受眾、把關人，說起傳播模式——「誰說什麽，對誰說，通過什麽渠道，產生什麽效果?」當然，這些都是片言只語。回到西寧，我專門請陳韻昭老師給《青海日報》的編輯、記者講了半天課，講述傳播和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她講到威爾伯·施拉姆，講到夏威夷傳播研究所,以後我雖然也曾翻閱過威爾伯·施拉姆的《傳播學概論》，還有那段著名的開場白——「當我在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把視線從紙上移開，抬頭就可以看見夏威夷那犬牙交錯郁郁蔥蔥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線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島民登岸的地方」——但總的來說，對傳播仍然學得不多、知之甚少。
這里要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給我們翻譯出版了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埃弗里特·羅傑斯的《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照羅傑斯的說法：「任何涉入一條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這里的水來自何方，它為什麽這樣流淌。」從「傳播」這條河流的流淌中，我們可以看到傳播學在美國產生、發展的過程。傳播學作為專門的領域，其產生和發展與美國社會生活的進程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而且這部「歷史教科書」最大的特點是：「通過傳記式的編年史工作，在人的基礎上來理解傳播學史。」本書譯者殷曉蓉概括得好：「羅傑斯循著傳播學發展的現實軌跡和思想脈絡，開創了一種將理論、歷史和個人傳記結合起來的方式，並在此基礎上翔實而又准確地論述了一門新興學科的產生與發展歷程。」有中國學者論說：凡著述，有經驗性、實用性而無理論性、前瞻性，失之過淺；有理論性、前瞻性，而無經驗性、實用性，失之過虛。理論性、前瞻性如樹之根、樹之干；經驗性、實用性如樹之枝、樹之葉，兩者互為依存，缺一不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將這兩者結合、交融得可以說是恰到好處，這也是這部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的專著比較好讀的原因所在。
1991—1992年，羅傑斯「身處一個合適的地方，來寫作一部關於傳播學史的著作」。從他的工作室的窗戶望出，「越過拉克尼他湖和斯坦福大學紅色瓦片的屋頂，我能夠看到已故的威爾伯·施拉姆的傳播研究所的位置，它最初是在印刷大樓，然後在西普萊斯會堂，現在是在斯坦福建築群，每一次轉移都象征著傳播學領域之逐漸地被接受。」羅傑斯將百年歷史的敘述截止於1960年，最後一章也是「威爾伯·施拉姆和傳播學的建立」。然而，「傳播」這條新的河流依然在流淌，而且1960年後的這幾十年，人類經歷的是一場「傳播革命」。美國傳播學者威廉斯將人類傳播歷史濃縮為一天24小時，其中無線電報、彩色電視、通訊衛星、家用電腦、航天飛機等，都是近期的傳播「震撼」，他將24小時剩下的40多秒留給了20世紀的最後20年。如今進入了2l世紀，「傳播革命」更迅猛發展，過去我們只能以聲音、圖像及文字來傳遞信息，現在可以應用電磁能量的振動來接受與傳送信息，於是距離不再是距離；聲音、文字及圖像都可以由數碼傳送，三者的區別日趨淡薄；人們不斷追求「輸入、輸出」，頻頻與電腦溝通而少與人腦溝通，威爾伯·施拉姆擔心的工具理念會淹沒道德理性及傳統的德行，也許不是杞人憂天吧。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傳播」這條河流里更是如此。人的實踐無止境，人的認識無止境，人們期待著更多、更新的對傳播、傳播學、傳播學史的探索，也期望著更多、更新的著作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