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生,1982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創辦並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西方自由主義的研究。主要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學的研究》、《關於中國社會科學的思考》、《鄧正來自選集》等;主要編著有《國家與市民社會》(與亞歷山大聯合主編)、《中國書評選集》等;主要譯著有《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法律史解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主編兼主譯)、《民主、憲政、對外事務》、《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主譯)、《哈耶克論文集》和《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
《中國書評》於20世紀90年代創辦,從今天來看,可以說是為了中國的學術規范化運動;而《中國書評》於21世紀的繼續出版,則是為了把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推進至第二個階段。
毋庸置疑,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的目的不僅在於建立各種形式的學術規則,而且還更在於強調學術內容的實質性規則,比如說如何建構學術評價機制、如何建構學術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建構中國學術傳統,等等。據此,我們必須指出,中國學術規范化運動第一階段的十年努力雖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還至少存在著這樣兩項不足。第一,嚴重缺失嚴肅的學術書評,亦即嚴重缺失對知識增量具有重要意義的從批判角度進行的書評。
第二,嚴重缺失對關涉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和批判。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第一,以知識生產活動自身作為評價對象來探究中國學術規范化的問題;第二,對社會科學前沿性成果進行評介,以此來期待中國學術對此的回應和自身的發展。
目錄
中國學術刊物的反思與發展/鄧正來
主題書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
讀《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王銘銘
習慣法研究與對應性調查
——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趙曉力
法律史學研究中的人類學之先
——《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寺良告》評析/何勤華 唐紅林
「我欲因之夢吳越」
——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馬志冰
學術書評
政黨競爭空間模型理論概述:起源、內容與發展/張小勁
卡米斯基的《康德式後果論》/葛四友
《美國法律辭典》及其中譯本評介/任東來 翟艷芳
《信任論》的美與不足/王 泳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二)
與「知識生產」有關的兩個基本問題/童世駿
學術規范化和學者使命/周國平
體制與學術/徐友漁
「文化研究」何為?
——「教育」問題與「知識」的「實踐性」/羅 崗
大學與文科/刊、笑俠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計划經濟」/姚大志
學術評論
腐敗:社會發展不可承受之重/郝雨凡 馬千里
批評與回應
博物館和電話機怎麽能夠平權相加?
——請教烏家培教授/王則柯
中文論著簡介
從「尊德性」到「道問學」
——讀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付小剛
法律:自由的秩序保障?
——評布魯諾·萊奧尼《自由與法律》/王 勇
改革語境中的哈耶克
——評《哈耶克傳》/褚毅平
尋找正確之法的制度努力
——簡評《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王 旭
文學現代性的矛盾面孔
——讀伊夫·瓦岱《文學與現代性》/劉涵之
從戰爭文化到國際政治
——倪樂雄《尋找敵人》淺議/羅建平
......
主題書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
讀《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王銘銘
習慣法研究與對應性調查
——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趙曉力
法律史學研究中的人類學之先
——《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寺良告》評析/何勤華 唐紅林
「我欲因之夢吳越」
——評《黃岩訴訟檔案及調查報告》/馬志冰
學術書評
政黨競爭空間模型理論概述:起源、內容與發展/張小勁
卡米斯基的《康德式後果論》/葛四友
《美國法律辭典》及其中譯本評介/任東來 翟艷芳
《信任論》的美與不足/王 泳
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二)
與「知識生產」有關的兩個基本問題/童世駿
學術規范化和學者使命/周國平
體制與學術/徐友漁
「文化研究」何為?
——「教育」問題與「知識」的「實踐性」/羅 崗
大學與文科/刊、笑俠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計划經濟」/姚大志
學術評論
腐敗:社會發展不可承受之重/郝雨凡 馬千里
批評與回應
博物館和電話機怎麽能夠平權相加?
——請教烏家培教授/王則柯
中文論著簡介
從「尊德性」到「道問學」
——讀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付小剛
法律:自由的秩序保障?
——評布魯諾·萊奧尼《自由與法律》/王 勇
改革語境中的哈耶克
——評《哈耶克傳》/褚毅平
尋找正確之法的制度努力
——簡評《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王 旭
文學現代性的矛盾面孔
——讀伊夫·瓦岱《文學與現代性》/劉涵之
從戰爭文化到國際政治
——倪樂雄《尋找敵人》淺議/羅建平
......
序
眾所周知,學術刊物經由及時發表重要的具有知識增量意義的學術論文而會在構建中國學術傳統和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據此,我們有比較充分的理由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斷規范化,伴隨著中國各種與學術發展相配套的學術制度的構建和成型,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刊物在構建中國學術傳統和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方面應當至少發揮出兩個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中國學術刊物所應當具有的一種常規性的重要作用,即及時反映和發表論者們就各種理論問題所作的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研究論文,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中國學術刊物所應當具有的學術的傳播作用及評價作用;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方向。
在我看來,以各種學術配套制度為支撐的中國學術刊物,經由它們對研究者個人所應當具有的影響力以及它們有權決定是否刊用研究者個人的論文,而在這些刊物自身之間逐漸確立起了一種極具支配力的邏輯,正是這樣一種邏輯,不僅應當對每個個別論者的學術旨趣或研究方向產生影響,而且更應當經由這一影響而逐漸對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或走向產生很大的支配作用,從而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生產和學術傳統的構建方面發揮重大的作用。
然而,盡管中國的學術評價制度和職稱評定制度都通過要求研究者個人必須在各種級別的學術刊物尤其是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論文的規定而強化著中國學術刊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制中的地位,但在日常知識實踐層面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一,大多數研究者卻在自己的實質性知識生產過程中對這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其他論者撰寫的相關論文不僅不予關注,甚至連引證都不願意;第二,在培養學術梯隊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中,亦即在大學的教授們為那些在未來有可能成為學者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所開列的「閱讀文獻」或「必讀文獻」中,或者在碩士生和博士生所提交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中,都存在著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論文嚴重缺位的問題;第三,在明知於這些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有利可圖」的情形下,許多研究者仍把相當數量的重要論文發表在不具有指標統計意義的那些「無刊號」的學術連續出版物上,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了對這些學術刊物的不重視。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和生產者培養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發揮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
「統計指標」的一個必需的途徑。換言之,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提供統計研究者知識產品之指標的形式制度,並在一定意義上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
盡管如此,我們並不能夠當然地認為中國學術刊物就沒有作用了。在我所指稱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當下所深陷於其中的那種「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划時代」中:一方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正是我所謂的「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使其他相關的學術制度與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勾連起采的重要關聯性制度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國人文社會利·學學術刊物在組織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的情形下,這些學術刊物在構
建兩種非學術的「類型知識」、進而在形成和強化上述「知識規划時代」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我認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
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但是它們對中國當下的「知識類型」的產生和發展卻依舊有著很強的支配作用——雖說這種「知識類型」並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學術脈絡意義上的那種知識類型。
應當承認,面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各級主管機構和各層編輯在這些年里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作出了許多頗具助益的改革嘗試,然而這些改革努力卻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乃在於整個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學術論文以及刊載這些論文的學術刊物所具有的知識意義。這主要表現在我們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還不具有明確的意識,以及我們對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還沒有明確的意識,而增強這兩種意識的關鍵乃在於我們對「學術為本」原則的信奉。
我認為,在欲求繁榮和發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今天,如果中國的學術刊物能夠以「學術為本」,能夠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構建起明確的意識,那麽它們一定能夠承擔起這樣一項偉大的使命,即經由及時發表具有知識增量意義的學術論文而在構建中國學術傳統和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我看來,以各種學術配套制度為支撐的中國學術刊物,經由它們對研究者個人所應當具有的影響力以及它們有權決定是否刊用研究者個人的論文,而在這些刊物自身之間逐漸確立起了一種極具支配力的邏輯,正是這樣一種邏輯,不僅應當對每個個別論者的學術旨趣或研究方向產生影響,而且更應當經由這一影響而逐漸對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或走向產生很大的支配作用,從而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生產和學術傳統的構建方面發揮重大的作用。
然而,盡管中國的學術評價制度和職稱評定制度都通過要求研究者個人必須在各種級別的學術刊物尤其是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論文的規定而強化著中國學術刊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制中的地位,但在日常知識實踐層面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一,大多數研究者卻在自己的實質性知識生產過程中對這些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其他論者撰寫的相關論文不僅不予關注,甚至連引證都不願意;第二,在培養學術梯隊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中,亦即在大學的教授們為那些在未來有可能成為學者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所開列的「閱讀文獻」或「必讀文獻」中,或者在碩士生和博士生所提交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中,都存在著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論文嚴重缺位的問題;第三,在明知於這些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有利可圖」的情形下,許多研究者仍把相當數量的重要論文發表在不具有指標統計意義的那些「無刊號」的學術連續出版物上,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了對這些學術刊物的不重視。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和生產者培養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發揮它們所應當具有的影響研究者個人進行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研究者個人「琢磨」如何能夠發表論文的參照性工具,進而成為研究者個人在相關學術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謀求
「統計指標」的一個必需的途徑。換言之,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漸漸演變成了一種提供統計研究者知識產品之指標的形式制度,並在一定意義上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
盡管如此,我們並不能夠當然地認為中國學術刊物就沒有作用了。在我所指稱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在當下所深陷於其中的那種「自上而下」的「知識規划時代」中:一方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正是我所謂的「集體性」知識生產機器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使其他相關的學術制度與知識生產和再生產勾連起采的重要關聯性制度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國人文社會利·學學術刊物在組織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的情形下,這些學術刊物在構
建兩種非學術的「類型知識」、進而在形成和強化上述「知識規划時代」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我認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喪失了其作為研究者個人學術研究的知識參照作用和
引領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實質性作用:但是它們對中國當下的「知識類型」的產生和發展卻依舊有著很強的支配作用——雖說這種「知識類型」並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學術脈絡意義上的那種知識類型。
應當承認,面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刊物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各級主管機構和各層編輯在這些年里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作出了許多頗具助益的改革嘗試,然而這些改革努力卻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乃在於整個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學術論文以及刊載這些論文的學術刊物所具有的知識意義。這主要表現在我們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還不具有明確的意識,以及我們對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還沒有明確的意識,而增強這兩種意識的關鍵乃在於我們對「學術為本」原則的信奉。
我認為,在欲求繁榮和發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今天,如果中國的學術刊物能夠以「學術為本」,能夠對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學術自主性在學術刊物的編輯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構建起明確的意識,那麽它們一定能夠承擔起這樣一項偉大的使命,即經由及時發表具有知識增量意義的學術論文而在構建中國學術傳統和實質性地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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