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後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諸如寫經抄書、創造假名、宮中講經、發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景。
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盡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系，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系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根植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盡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對象，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歷史階段的今天，國外中國學與中國的國學共同構成世界的學術中國觀，而又各屬不同的學術體系，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對於我們的國學來說，國外的中國學可以說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國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
進一步說，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系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范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峪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是一讀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