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幕府

幕府問題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源遠流長。歷史學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才識之士游說四方，他們挾術懷策，而被名門貴族及公卿將相爭相羅致，以為智囊，參與政事，此乃幕僚的發端。從幕僚到幕府制度，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其中幕府的形式，幕僚的來源、名稱、任用、職位、職掌，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內容。相對於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幕府而言，清朝咸豐、同治以後，又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幕府，其首創者為曾國藩，繼之者為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這種幕府的共同特點是，幕主都擁有一支帶有私人性質的軍隊，為指揮和管理這支軍隊(後來又增加了內政外交等諸多功能)，幕主延攬各式各樣的人才，形成一個個龐大的幕府。

這種幕府產生的時代背景是太平軍的狂飆突起，此時清政府的常備軍——八旗和綠營兵都已腐敗透頂，基本上失去了戰斗力。面對太平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局面，咸豐皇帝在驚慌之余，違背其父嘉慶皇帝關於鄉勇「易集難散，終非善策」的遺訓，命令漢族官僚地主回原籍舉辦團練。辦團練最成功的是曾國藩。1853年1月，咸豐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幫辦，曾國藩利用這一機會編成了一支絕對聽命於他個人指揮的「曾家軍」。曾國藩不僅擁有相對獨立的建軍權、用人權和財政權，而且擁有保薦文武官員的權力。曾國藩為了刺激軍心士氣，便利用這種權力，大量保薦追隨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員，而且無保不准。於是，曾國藩的大批幕僚相繼戴上了烏紗官帽，由幕府成員變為政府官員，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遷之快，為世所罕見，如李鴻章和沈葆楨由四品道員直升為二品巡撫，郭嵩燾和李瀚章則在兩年之內連升三級而位至巡撫。到1872年曾國藩去世時，出身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撫者14人。在他身後，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撫者分別達到47人和33人，至於官至道、府、州、縣者更是不勝枚舉，以致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的局面。幕府人物出任官吏，使幕府成為官吏升遷之終南捷徑。到後來科舉制度廢除後，投入有力者的幕府幾乎成為升官發跡的惟一選擇。李鴻章出自曾國藩幕府，他出幕後也如法炮制，建立了淮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幕府。作為淮軍余孽的袁世凱在獲得編練新軍大權後，先後網羅大批幕僚，編練成北洋六鎮。袁世凱也效曾、李之遺規，極力保薦他的心腹幕僚出任政府官員，織成一幅「爪牙布於肘腋」，「腹心置於朝列」，「黨援置於樞要」的政治羅網，操控朝局。張之洞出身清流，與曾、李、袁異流，他們之間沒有明顯的繼承關系，但張出任封疆大吏後走的也是練兵、辦洋務的老路，同樣形成一個龐大的幕府班子。

曾國藩開創的幕府制度，為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繼承和發展，他們利用幕府結成政治、軍事勢力集團，他們與清廷的關系是復雜而又微妙的。由於八旗、綠營形同虛設，清廷不能不倚重湘、淮和北洋軍，但曾、李、張、袁權勢的擴張又實實在在使清廷大權旁落，威脅到中央集權，這樣，清廷與曾、李、張、袁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貫穿了晚清的全部歷史。盡管清廷極力防范，但清廷政權、兵權下移，外重內輕，尾大不掉之勢已經積重難返，牆腳已經掏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袁世凱左右開弓，終於迫使清帝遜位，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著名歷史學家羅爾綱認為，曾國藩創立湘軍，不僅改變了清朝的兵制，開創了「兵為將有」的狀況，也牽動了政局的演變，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撫專政」的局面，結果便是兵權由滿族貴族手中逐步轉移到漢族督撫手中，為清王朝的垮台埋下了伏筆。

晚清四大幕府其共同的特點都是以「三緣」，即血緣、地緣、業緣結合起來的。第一是血緣。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血緣關系是最親密的一種關系，凡屬血緣關系中的人，存在著一種自然的義務和責任關系。在血緣家族中，年長者對年幼者具有強制的權力，而年幼者對年長者則必須忠孝服從。血緣家族關系所反映出來的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權力、忠孝和服從的關系，決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地將血緣家族中的團結和對個人的忠誠帶進政治領域。歷代君主都實行傳子不傳賢的家天下制度，這種影響根深蒂固，近代名人在選擇幕僚時，也同樣將血緣放在最優先考慮的位置。第二是地緣。一個政治領袖，如果僅僅將視野局限在血緣關系上，那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血緣家族有一個特點，就是相當固定地生活在一個狹窄的地域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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