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日本普通的家庭成員、正直的勞動者、平凡的大眾,一穿上軍裝,就會變得那麽殘虐。
本書不滿足於一般的歷史分析,不滿足於簡單的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從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入手,從日本國內的狀況切入,剖析南京大屠殺的成因與日本的思想及社會的關系,探討殘虐行為的人性根源。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一、敘述南京大屠殺的慘狀,揭示造成南京大屠殺的根源是由於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即天皇制帝國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及由其釀成的日本廣大民眾道德的敗壞。二、揭露日本戰敗50多年來,日本軍國主義政客散布謊言,企圖隱瞞南京大屠殺的真相,繼續鼓吹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和戰前戰正在繼續墮落。
目錄
序言
第一部 盤算和虛無主義——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精神構造
一、盧溝橋事件和日中戰爭
1、「祝南京陷落」妄想曲
2、侵略中國的足跡
3、「分離華並的活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4、中國大眾道義的昂揚和事件的意義
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條件
1、南京大屠殺事件——狹義和廣義
2、從上海戰役到南京攻略戰
3、兵站計划的不備
4、爭奪第一的競爭
5、俘虜對策的缺乏
三、真相的一端(1)——蔣介石、日本陸軍省、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1、蔣介石對日本國民的呼吁
2、日本陸軍省的文件
3、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四、真相的一端(2)——從中國方面的文獻看
1、漢口《大公報》的社論
2、從著述材料看大屠殺
五、真相的一端(3)——原日本兵的記述·回憶
1、東史郎的陣中《日記》
2、中國女性的對應和反抗之死
3、中國大眾的復仇
六、平民的盤算和虛無主義
1、一個考察——鹿地亘
2、橘孝三郎的茫然
3、大眾虛無主義和知識人的虛無主義
七、日本大眾的思想構造
1、平民的利己主義
2、天皇崇拜和蔑視中國的思想
3、天皇制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
4、即使那時已有所知
第二部 戰敗50年和民族道德
一 揭穿橋本龍太郎的謊言——「大東亞戰爭」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1、橋本龍太郎說了些什麽?
2、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見解
3、一以貫之的15年戰爭
4、作為侵略戰爭的「大東亞戰爭」
5、如何看待蘇聯參戰
二 現在正應作民族的自我批判
1、「一億總懺悔論」和「受騙論」
2、戰敗之初日本大眾對中國和朝鎂的感情
3、戰敗之初日本大眾對美國的感情
4、現在所要質問的
三 被侵略方面不會記憶
四 戰敗50年和「不戰決議」問題
五 自由主義史觀與司馬史觀的批判
六 南京大屠殺中對少女的暴行
七 現代日本反動思想狀況批判——第145屆國會和草根階層的法西斯運動
稍長的解說性的後記
附錄: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著述
譯後記(一)
譯後記(二)
第一部 盤算和虛無主義——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精神構造
一、盧溝橋事件和日中戰爭
1、「祝南京陷落」妄想曲
2、侵略中國的足跡
3、「分離華並的活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4、中國大眾道義的昂揚和事件的意義
二、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條件
1、南京大屠殺事件——狹義和廣義
2、從上海戰役到南京攻略戰
3、兵站計划的不備
4、爭奪第一的競爭
5、俘虜對策的缺乏
三、真相的一端(1)——蔣介石、日本陸軍省、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1、蔣介石對日本國民的呼吁
2、日本陸軍省的文件
3、遠東國際軍事審判
四、真相的一端(2)——從中國方面的文獻看
1、漢口《大公報》的社論
2、從著述材料看大屠殺
五、真相的一端(3)——原日本兵的記述·回憶
1、東史郎的陣中《日記》
2、中國女性的對應和反抗之死
3、中國大眾的復仇
六、平民的盤算和虛無主義
1、一個考察——鹿地亘
2、橘孝三郎的茫然
3、大眾虛無主義和知識人的虛無主義
七、日本大眾的思想構造
1、平民的利己主義
2、天皇崇拜和蔑視中國的思想
3、天皇制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
4、即使那時已有所知
第二部 戰敗50年和民族道德
一 揭穿橋本龍太郎的謊言——「大東亞戰爭」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1、橋本龍太郎說了些什麽?
2、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的見解
3、一以貫之的15年戰爭
4、作為侵略戰爭的「大東亞戰爭」
5、如何看待蘇聯參戰
二 現在正應作民族的自我批判
1、「一億總懺悔論」和「受騙論」
2、戰敗之初日本大眾對中國和朝鎂的感情
3、戰敗之初日本大眾對美國的感情
4、現在所要質問的
三 被侵略方面不會記憶
四 戰敗50年和「不戰決議」問題
五 自由主義史觀與司馬史觀的批判
六 南京大屠殺中對少女的暴行
七 現代日本反動思想狀況批判——第145屆國會和草根階層的法西斯運動
稍長的解說性的後記
附錄: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著述
譯後記(一)
譯後記(二)
序
親愛的燕子,最近你和程兆奇先生翻譯了拙著《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日文版由東京社會評論社出版),作為作者,我感到高興並向你們表示謝意。在此,我以給你寫信的形式,作為中文版的序言。
以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為契機,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開始了全面的侵略戰爭。當時,我上小學二年級。我父母親都是學校的教師,我至今仍記得戰況在家里也是話題。還是孩子的我,和朋友們一起唱著「握緊,懲罰的槍和劍」等並不明白歌詞意義的戰時歌曲,學著軍人的樣子度過每一天。到了12月,對「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眾中愈發高漲。媒體也積極參與迎合時局、鼓吹戰爭的大合唱。
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軍大勝」的旗幟和大幅標語早早地飄懸於東京的各處,在狂熱的大眾的推動下,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舉行了占領南京的慶祝活動(日本軍占領南京實際在12月13日)。這天下午,埼玉縣久喜現在的久喜市)的小學生也參加了游行,其中就有我。晚上,父親帶我去看燈籠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燈籠的波濤,我今天還記憶猶新。此後數日,全日本都沉浸在慶賀的氣氛中。從1931年9月藉柳條湖(中國稱柳條溝]事件引發的「滿洲事變」(當時日本方面的稱呼),到1945年的戰敗,日本習稱「15年戰爭」。在這一期間的全民性慶祝,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南京陷落」和1942年2月15日英屬新加坡陷落兩次。其中,在我幼小的記憶中尤以「南京陷落」時最為熱鬧。
與此同時,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進行瘋狂的大屠殺。也可以說,日本官兵正用中國男女老少的血和淚上演著另一種形式的慶典。
我從這樣的幼兒體驗變為痛切的自覺,已是80年代初相當晚的事。換言之,我在這時才首次從精神的層面上來思考日本民眾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如果想到戰爭的幸存者至今仍受著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我惟有羞愧。我1949年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以後一直從事各種民主主義的人民運動,至今不變——但這仍未脫離一國的局限。就此而言,可以說我沒有負起自己所應負的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說起「戰爭責任」,我既未去戰場,也沒有虐殺中國人,作為個人,自然沒有法律責任。然而,雖然幼小,但作為日本人的一員,並沒有自外於所謂「總力戰」的侵略戰爭,直至戰後參加民主主義運動仍沒有自覺;作為一個知識人,在道義上就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這點,對戰後出生的年輕人也一樣。
為什麽日本人必須承擔道義的責任呢?這是由戰爭的「性質」決定的。古往的戰爭——譬如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是封建諸侯之問的戰爭,只要不在直接戰場的民眾,都可以說是戰爭的第三者。但「15年戰爭」——特別是日中全面戰爭以後——經濟、文化等一切都被納入了為了戰爭的「國策」,反體制運動受到徹底的鎮壓,每個國民都成了「國家」的一員,為總力戰,即所謂「聖戰」而戰斗。從這個意義上說,被統治民眾的每個人都被國家動員起來——小學生的我也不例外——熱衷於迎合時局的宣傳、煽動,釀成「懲罰暴支」(支,即支那,當時對中國的蔑稱,「懲罰暴支」是當時國策口號)的氣氛。我把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作為問題,當然不是說天皇制帝國主義可以免罪。最大的戰爭罪犯當然無疑是以裕仁天皇為中心的天皇制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但是那場戰爭是每個國民都被作為戰爭的執行主體動員起來的,即使作為和戰爭領導層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也應該被追究。
┅┅
以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為契機,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開始了全面的侵略戰爭。當時,我上小學二年級。我父母親都是學校的教師,我至今仍記得戰況在家里也是話題。還是孩子的我,和朋友們一起唱著「握緊,懲罰的槍和劍」等並不明白歌詞意義的戰時歌曲,學著軍人的樣子度過每一天。到了12月,對「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眾中愈發高漲。媒體也積極參與迎合時局、鼓吹戰爭的大合唱。
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軍大勝」的旗幟和大幅標語早早地飄懸於東京的各處,在狂熱的大眾的推動下,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舉行了占領南京的慶祝活動(日本軍占領南京實際在12月13日)。這天下午,埼玉縣久喜現在的久喜市)的小學生也參加了游行,其中就有我。晚上,父親帶我去看燈籠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燈籠的波濤,我今天還記憶猶新。此後數日,全日本都沉浸在慶賀的氣氛中。從1931年9月藉柳條湖(中國稱柳條溝]事件引發的「滿洲事變」(當時日本方面的稱呼),到1945年的戰敗,日本習稱「15年戰爭」。在這一期間的全民性慶祝,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南京陷落」和1942年2月15日英屬新加坡陷落兩次。其中,在我幼小的記憶中尤以「南京陷落」時最為熱鬧。
與此同時,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進行瘋狂的大屠殺。也可以說,日本官兵正用中國男女老少的血和淚上演著另一種形式的慶典。
我從這樣的幼兒體驗變為痛切的自覺,已是80年代初相當晚的事。換言之,我在這時才首次從精神的層面上來思考日本民眾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如果想到戰爭的幸存者至今仍受著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我惟有羞愧。我1949年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以後一直從事各種民主主義的人民運動,至今不變——但這仍未脫離一國的局限。就此而言,可以說我沒有負起自己所應負的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說起「戰爭責任」,我既未去戰場,也沒有虐殺中國人,作為個人,自然沒有法律責任。然而,雖然幼小,但作為日本人的一員,並沒有自外於所謂「總力戰」的侵略戰爭,直至戰後參加民主主義運動仍沒有自覺;作為一個知識人,在道義上就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這點,對戰後出生的年輕人也一樣。
為什麽日本人必須承擔道義的責任呢?這是由戰爭的「性質」決定的。古往的戰爭——譬如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是封建諸侯之問的戰爭,只要不在直接戰場的民眾,都可以說是戰爭的第三者。但「15年戰爭」——特別是日中全面戰爭以後——經濟、文化等一切都被納入了為了戰爭的「國策」,反體制運動受到徹底的鎮壓,每個國民都成了「國家」的一員,為總力戰,即所謂「聖戰」而戰斗。從這個意義上說,被統治民眾的每個人都被國家動員起來——小學生的我也不例外——熱衷於迎合時局的宣傳、煽動,釀成「懲罰暴支」(支,即支那,當時對中國的蔑稱,「懲罰暴支」是當時國策口號)的氣氛。我把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作為問題,當然不是說天皇制帝國主義可以免罪。最大的戰爭罪犯當然無疑是以裕仁天皇為中心的天皇制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但是那場戰爭是每個國民都被作為戰爭的執行主體動員起來的,即使作為和戰爭領導層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也應該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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