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金石學家、山東濰縣陳介祺fu齋,為陶文發現、鑒定、考釋之第一人。古器物收藏家向以鼎彝為重,未聞有以古陶器置諸鄴架者也。考陶器古于金器,陶文早于金文。委棄瓦礫間之陶器文字,則從未引人注目。fu齋收藏金石之富,早已聞名海內,而晚年忽得陶器文字,詫為繼金文、貨布文、古璽文後,古文字之最重要數據也。欣喜萬分,自號曰“齊東陶父”、“有周陶正之後”,齊名曰“三代古陶軒”,又曰“寶康瓠室”,語出“賈誼傳”“吊屈原賦”“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其意趣可見也。
fu齋發現陶文之年代,前輩學者以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乃取資于fu齋手札。近年,李學勤先生得見fu齋手跋陶文拓本,時間定為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著文發現表于《齊魯學刊》。余翻檢舊冊,亦得同年題跋一紙,始得之陶片,抑有田陳氏之印記,系得自同邑手姓,出土于齊國大邑即墨故城遺址。
序
天津師範大學陳繼(kui)教授篡輯的《fu齋論陶》,是關於三代秦漢陶文的一部珍貴文獻。
文物考古界都知道,fu齋是陳介祺的號。陳介祺系山東濰縣人,字壽卿,生於清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卒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其你陳官司俊系朝廷名臣,他去澹於仕途,在中進士後以盛年歸里,專心學術和收藏,成為晚清最知名的金石學家。
陶文的發現鑒定,是陳介祺生平中重要事跡之一。讀者由這部《fu齋論陶》開首所錄題記,可知他初次獲得陶文,是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五月六日。這是一件自今平度東南[即墨古縣]出土的陶器殘片,經同邑于某到了陳介祺手中。應該說,這一發現值得載入考古的史冊。
陳介祺從那時起,著意尋集陶文。看《fu齋論陶》,最早所得似以漢物為我,像第一次收到的陶片那樣的戰國陶文還比較少。不過在短短兩三年內,他對陶文的認識已大有增進。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看出許多陶文乃用重印今抑而成。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的書信里,已稱之為[*(即*字)文]。到光緒二年,更歸結說︰[古陶與古*印近,有以*成者,有刻者。]看法更為全面。
……
文物考古界都知道,fu齋是陳介祺的號。陳介祺系山東濰縣人,字壽卿,生於清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卒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其你陳官司俊系朝廷名臣,他去澹於仕途,在中進士後以盛年歸里,專心學術和收藏,成為晚清最知名的金石學家。
陶文的發現鑒定,是陳介祺生平中重要事跡之一。讀者由這部《fu齋論陶》開首所錄題記,可知他初次獲得陶文,是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五月六日。這是一件自今平度東南[即墨古縣]出土的陶器殘片,經同邑于某到了陳介祺手中。應該說,這一發現值得載入考古的史冊。
陳介祺從那時起,著意尋集陶文。看《fu齋論陶》,最早所得似以漢物為我,像第一次收到的陶片那樣的戰國陶文還比較少。不過在短短兩三年內,他對陶文的認識已大有增進。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看出許多陶文乃用重印今抑而成。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的書信里,已稱之為[*(即*字)文]。到光緒二年,更歸結說︰[古陶與古*印近,有以*成者,有刻者。]看法更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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