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論名譯》以較經濟的方式介紹14位翻譯家的小傳和他們的翻譯觀，然后選出這位翻譯家的譯文片段予以評賞。因此，這本著作既有傳記，又有譯論，更有翻譯評論，是本篇幅雖然不長但涵蓋范圍相當廣的翻譯論著。其實，此書也是對張經浩和陳可培兩位主編心儀的介紹，十分別致。
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看，張經浩和陳可培所選擇的14位翻譯家，絕大部分遵循嚴復的「譯事三難信達雅」之說，也就是代表了拙文《重神似不重形似——嚴復以來的翻譯理論》（《翻譯論集》，香港三聯，1981）一文所論述的一段歷史過程。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着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談判所帶來的翻譯事業迅速發展，「信達雅」三字無法滿足翻譯界的需要。
「信達雅」建立在文學和社會科學的標准上，根本無法應付20世紀80年代的形勢發展所需，於是翻譯界向歐美取經。20世紀80年代中，奈達（Eugene A.Nida）與金堤合寫的翻譯小書通行全國譯界，紐馬克（Peter Newmark）以及后來的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凱特福德（J.C.Catford）、闌姆伯特（Jose Lambert）、圖理（Giden
Toury）、勒弗菲爾（Andre Lefevere）、文努狄（Lawrence
Venuti）等，都成為內地和香港分宜理論研究者的學習對象。然而，國外這些理論家所創立的各派，如語言學派、文化學派、解構學派等，不僅與嚴復以來的中國翻譯理論毫無關系，對今后中國的翻譯實踐也不見得有幫助，因為這些學者的理論無一例外都基於他們的母語和文化傳統。換句話來說，目前我們大部分的理論研究並不是建立在中國翻譯轉動的基礎上，也不是為了今后的翻譯實踐提供有用的參考。當然，不能說上述歐美各派翻譯理論對中國人完全沒有意義，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原則上我們的翻譯理論研究應該建立在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基礎上，即中國的語言文化基礎上，為我們今后的翻譯實踐提供指導方向。在實踐上，中國是翻譯大國，但在理論研究上，我們尚未成長，究其原因，不外是我們的翻譯理論界只見到別人的優點長處，忽略了自己的傳統和需要，這也是20世紀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各個領域里的一個通病。
從上述背景看來，《名家名論名譯》的編撰和出版是有其深刻意義的：我們要遵循前輩的足跡，重視他們外譯中、中譯外的經驗體會，從中歸納出有啟發、有指導性的規律，加上吸取歐美於我們有益的營養，逐漸建立我們自己的翻譯理論架構。我們的任務之一，是要在傳統的、啟蒙式的、宏觀的高度上給「信達雅」注入新的闡釋，並補充、發展、完善之。我們在「信達雅」發表一個世紀之后來審視嚴復這一學說，會覺得這三個字只是文學分宜的標准，缺乏理論所需要的細節和框架。后來的林語堂、趙元任、胡適、傅雷、茅盾朱光潛等人的言論，都是對「信達雅」作個人的理解和補充，並沒有新的見解。趙元任的「信」的幅度、傅雷的「神似」、錢鍾書的「化境」等，令「信達雅」有着更多的層次、更廣泛的內涵，但仍然欠缺理論的概括性和規律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