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留學時，我找到德國托馬斯·曼研究會會長、格林美爾豪森研究會會長、艾希斯塔特大學校長溫美爾（Ruprecht
wimmer）教授，問我能否在他那里寫一篇有關德國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的博士論文。溫美爾教授很高興地說，這個題目是他沒有接觸過的新領域，他沒有絲毫猶豫就表示非常樂意指導我的這篇博士論文。但溫美爾教授對中國文學很陌生，於是我們請了在慕尼黑的德國著名漢學家，德國巴伐利亞州科學院成員，鮑吾剛（Wolfgang
Bauer）教授協同指導這篇論文。與鮑吾剛教授交換意見後，鮑吾剛教授認為我的論題太大，建議應當適當集中一下，於是，我就將論文內容集中在討論魯迅與德國文化的關系，後來又將題目擴展到討論魯迅與整個西方文化的關系，將論文題目定為《別求心聲與異邦——魯迅與西方文化》。鮑吾剛先生1997年不幸病逝，我的這篇博士論文也歷經了一些曲折。後來，好在漢學家朗宓謝（Michael
Lackner）教授同意協同指導論文，論文總算於1999年夏季在德國艾希斯塔特大學通過審核答辯，成績是優秀（magna cum laude）。
此書是我將在德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做了大幅度的刪節、修改並在參考和補充了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新動向的基礎上形成的。我的學術背景與國內的大部分的魯迅研究專家不同，我在國內上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學習的專業不是中國文學，而是德語文學專業，這使得我在寫作此書時所采用的角度和方法與很多研究魯迅的學者不同；另外，雖然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我翻閱了大量國內外資料，但博士論文寫作主要是在國外完成的，國外的語境不同於國內的語境，所以本書語言上也有不同於國內魯迅研究之處。應該說，這些不同之處是本書的優點，但本書的缺點大體也在於此。因為采取的觀點角度不同，有些地方可能與某些國內研究界流行的觀點有相（牛氐）牾之處；另外加之本人非中文系畢業生，中國現代文學方面學養有限，在用新觀點新角度進行嘗試時，難免會有些疏漏，甚至不妥之處。但學術研究的工作原則允許以學理和事實為基礎進行新的探索，所以我在譯文中保留了原論文中的許多看似標新立異，但在國外學術界已是很常見的一些觀點。本書的一些觀點是將HJ,b學術界的一些理論運用到魯迅研究中去形成的，是本人進行的新嘗試，希望能夠在魯迅研究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我自從2001年底回國工作以來，青島大學文學院的不少學術前輩如馮光廉、劉增人等教授都很希望我能將這本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文學院徐宏力院長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但因本人教學科研工作繁忙，加之疏懶，翻譯工作時斷時續，這本論文的翻譯工作也就一直未能完成。這本書在我回國工作了多年之後，最後能夠得以譯出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文學院姜振昌教授的殷切敦促和鼓勵。姜振昌教授在落實出版資金、聯系出版社方面，為我解決了全部後顧之憂；在圖書資料方面於我也有很大的幫助。姜振昌教授踏實的學風、誠懇的為人是我今後治學做人的榜樣，可以說，沒有他的一再督促和幫助，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半途而廢了。在此借此書出版之際，我誠摯地向姜教授以及青島大學各位給我鼓勵、給我幫助、敦促我前進的前輩同仁表達衷心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