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

引言
第一章 吳宓與《文學副刊》：與新文學的對話（1928~1934）
第一節 從「辦刊宗旨」看吳宓對新文學的態度
第二節 「新人文主義文學觀」的進一步展開
第三節 比較文學視野中的新文學批評
第四節 文學創作：「以新材料入舊格律」
第二章 「文藝副刊」與京派作家群：輝煌的30年代（1935~1937）
第一節 沈從文的文學觀與《文藝副刊》的定位以及「京派」「海派」之爭
第二節 京派作家對《小公園》的改造——由消閑趣味的通俗讀物到京派文學陣地
第三節 個案研究：《文藝》與書評
第四節 《大公報》文藝副刊與20世紀30年代現代主義詩潮中的京派詩歌
第三章 「文藝副刊」與抗戰文學：民族戰爭中的文學選擇（1938~1946）
第一節 作家的重聚與《文藝》的改版
第二節 京派作家再聚首：抗戰中的京派作家群
第三節 《戰線》與抗戰時期的朗誦詩
第四節 《大公報》的日本問題研究及共獨樹一幟的抗戰文學
第四章 《大公報》的文人立場與京派作家的文學選擇（1946~1948）
第一節 自由知識分子的文學立場
第二節 復員後的副刊面貌
第三節 自由主義往哪里走？
結語 《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
後記

蕭乾先生說：「以刊登創作為主的文學副刊，是中國在世界新聞史上一個獨有的特色。」堅持20年之久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就是這樣「獨有的特色」的一個典型代表。以往研究中，論及京派文學現象與作家，或三四十年代文學的時候。才會提及、涉獵、利用《大公報》文藝副刊所提供的背景或資源，但是從未對《大公報》文藝副刊本身作全面系統的梳理，更沒有在整體的意義上將《大公報》文藝副刊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獨立學術課題進行深入探討。劉淑玲的這本專著，第一次自覺進入了這個難度很大的課題。作者選擇《大公報》最輝煌和鼎盛的時期，即1926年至1949年「新記」《大公報》時期的幾個重要文學副刊作為對象，力圖通過對這個文學輿論空間系統的考察與論析，動態而歷史地展現《大公報》的文學副刊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貢獻以及兩者間的依存互動關系。

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文壇發生重大影響的四大副刊中的《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先後停刊，《新青年》遷往上海之後，在平津乃至全國文壇中，《大公報》文藝副刊確實成為產生了舉足輕重影響的一個文學輿論空間。自吳宓主編的「新記」《大公報文學副刊》（1928年1月2日至1934年1月1日，歷時6年，共出刊313期）起，經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楊振聲、蕭乾先後主編的《文藝副刊》（1933年9月23日至1935年8月25日）、《小公園》（1935年7月4日至8月31日）、由前二者合並而成的《文藝》（1935年9月1日至1949年6月），抗戰後增辦的《戰線》（1937年9月18日至1943年10月31日），抗戰勝利後《文藝》之在天津、上海復刊，一直堅持到1949年1月和6月，此外又增加了新的文學副刊《星期文藝》等。歷時20年的《大公報》系列文藝副刊，以平津、上海為主要基地，擴展而有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確然如作者所說的，「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發展空間」，「動態地展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以此為對象的這部研究論著，則如現代文學「考古」的「田野調查」一樣，通過對於原始報刊上諸多繁復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文藝現象的考察，「試圖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回到《大公報》所展現的時代氛圍中，撫去時間的塵埃，觸摸它雖然已經遙遠但卻依然清晰的腳跡，並在對它的尋覓和追問中尋找在這個特定的發展空間中文學的存在方式和意義」。我想，讀了這部著作就可以知道，作者的確是很好地實現了這個意圖的。

本書以各個時段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為經線，以各個歷史時段中出現的主要文學現象和問題為緯，分別對於四個時期的《大公報》文學副刊進行了考察與論析，於文學歷史現象有許多發現，提出了不少富有創造性的令人感到非常新穎的意見。第一章論述吳宓編輯《文學副刊》時，抓住吳宓「與新文學對話」這一主要思路，不僅很好地理解了吳宓對於中西文學，新舊道理，文言白話之體，浪漫寫實各派「毫無畛域之見，偏袒之私，惟美為歸，惟真是求，惟善是從」的編輯思想，而且從對新文學的態度、「新人文主義文學觀」的闡發、比較文學視野中的新文學批評等方面，來看吳宓文學思想的發展和文學觀的漸趨成熟，以及他對新文學的客觀評價。從吳宓借助《文學副刊》這個獨特的公眾傳媒以自己的方式與新文學對話中，可以「更充分了解吳宓的文學觀，研究吳宓文學思想的發展，恰如其分地評價吳宓與新文學的關系，它顯得比《學衡》更為重要」。這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吳宓與新文學關系的獨特視角。第二章「文藝副刊」與京派作家群：輝煌的30年代，可能是全書中寫得最精彩的部分。作者將引起「京派」與「海派」之爭的沈從文在《文藝副刊》1933年10月18日第9期發表的《文學者的態度》，放在這個副刊創刊時作為主編的沈從文如何歷史地展示他的言論立場這個歷史背景中，使他持論的語境更加具體化，幫助我們更准確地把握沈從文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和含義，從而更深入地理解《大公報》文藝副刊在20世紀30年代文壇的實際作用。「作為《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他幾乎用整個刊物來向『白相文人及海派習氣』宣戰，試圖使文學成為一種信仰，一種尊嚴的事業。沈從文在上面發表的雜論、散文、題記、評論以及與青年作者的通信都是這種信仰的建構。它寄托了沈從文獨特而偏執的文學觀。」關於《文藝副刊》與現代主義詩潮中的京派詩歌的探討，以史料的原發性和豐富性，作者論述的銳敏，給我們展示了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一道亮麗的現代主義風景」。《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於《新月》終刊三個月之後，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它們之間的餃接關系，認為1935年11月新辟的《文藝副刊·詩刊》，「實際上是在進行著新月派的探索」。作者通過刊物的理論探討與創作趨向的認真考察，認為「《大公報》的確可以說是《新月》停刊之後一部分『新月派詩人』活動的陣地，但是《文藝副刊》的誕生並不是新月派的延續，這些詩人所進行的也不只是『新月派的探索』」，就《大公報·文藝》的《詩特刊》發表的大量詩歌創作及理論、批評、譯介來看，「京派作家的詩歌創作明顯地呈現出了現代性的特征，京派詩人以他們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和對人生的獨特感受在詩歌領域中體現了獨具特色的現代性思考」。因為這些論斷建立在仔細地翻閱了全部副刊，充分地資料查閱與審慎地歸納分析基礎之上，也就比一般批評家的理論論斷更為堅實可信了。「從學理意義上來講，副刊比之任何刊物更具有公眾性，它應當是雜語共生，眾聲喧嘩的文學媒體。但是就詩歌而言，我們所面對的研究對象，卻展現了如此眾多的同一性，它所凝聚的作者群無論在審美趣味、理論趨向、創作旨意和文學理念上都是如此相通相和。也正是這個原因，它成為30年代影響最大的一個副刊，也使京派詩歌在30年代現代主義詩潮中奏出了強勁而獨特的音響。」「圍繞著《大公報》的詩人群，大多生活在北平，對現代主義詩潮的接受和融化中帶有更多的『中國』特色和古典意趣，『現代』與『古典』這一對本是意義上背離的意象，卻』奇妙地化合在了這一群詩人身上，他們對現代主義詩歌的接受和傳播帶有自己的獨特性，精神上皈依傳統，技巧上尋找現代，內容上崇尚古典，形式上探求先鋒。當然，並不是說，他們在創作中內容與形式互相分離，相反，正因為二者奇妙的結合，才使得他們的作品展現了獨特的魅力。」作者建立在深刻感受基礎上關於北平詩人群體的這些精湛論述，應該是符合實際而令人信服的，也是全書中頗為精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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