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戰後日本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竹內好是一個充滿了悖論的存在。不同於丸山真男對日本社會前現代特性的抨擊,竹內好的日本近代批判卻是針對日本無抵抗的近代化;當丸山真男出於對中國的無知而把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思想資源用以批判日本以天皇制為中心的國家主義觀念之時,對中國有深入了解的竹內好卻通過研究魯迅深入解析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而在反思日本的戰爭責任時,竹內好區分了對華侵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他認為,就前者而言,日本必須無保留地承擔戰爭責任,但就後者而言,作為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日本不能單方面承擔戰爭責任。事實上,美軍主持的東京審判具有明顯的「成者王侯敗者賊」的特征,而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在戰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准備之後,正是反向利用了這一審判中的霸權事實,在與其對立的意義上簡化了戰爭歷史,美化了日本的侵略——那麽,應當如何直面日本的戰爭責任,並且同時抵抗西方文明的霸權秩序?竹內好給出的思路是:近代化的沖擊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入侵,的確來自東亞的外部;而現代性的沖擊,在原理上卻必須產生於東亞內部。
竹內好改變了我認識世界的方式,改變了我在歷史中尋找先知的習慣。 我開始重新思考永恆的意義,重新思考現實和歷史,後人與前人的關系,重新審視「進步史觀」在規定方向時的狹隘性和排他性,甚至重新思考政治正確應有的和可能的內涵。
目錄
序言:思考的習慣
第一章 遭遇魯迅
一、與支那學家的論爭
二、《魯迅》的誕生
第二章 探尋現代文化政治
一、竹內好的近代論述:作為世界結構的文學
二、民族獨立的「機能化」問題與文化政治的存在方式
第三章 戰爭與歷史
一、歷史瞬間的「錯誤」抉擇
二、非日常性的道德實踐:主體進入歷史的渴望
第四章 纏繞在一起的歷史與現在
一、戰敗體驗:戰爭責任與文明觀的摸索
二、安保運動:戰爭體驗的「現在進行時」
三、「傳統」的悖論:內在否定與重建的政治性
第五章 尋找「近代」
一、《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基本輪廓
二、竹內好於荒正人的「近代的超克倫」
三、廣松涉的《論》余西尾干二的《國民的歷史》
參考書目
第一章 遭遇魯迅
一、與支那學家的論爭
二、《魯迅》的誕生
第二章 探尋現代文化政治
一、竹內好的近代論述:作為世界結構的文學
二、民族獨立的「機能化」問題與文化政治的存在方式
第三章 戰爭與歷史
一、歷史瞬間的「錯誤」抉擇
二、非日常性的道德實踐:主體進入歷史的渴望
第四章 纏繞在一起的歷史與現在
一、戰敗體驗:戰爭責任與文明觀的摸索
二、安保運動:戰爭體驗的「現在進行時」
三、「傳統」的悖論:內在否定與重建的政治性
第五章 尋找「近代」
一、《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基本輪廓
二、竹內好於荒正人的「近代的超克倫」
三、廣松涉的《論》余西尾干二的《國民的歷史》
參考書目
序
西方人的古訓說,沒有人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流。其實這話才說了一半。另外的一半應該是:兩次跨進那條不同河流的,不可能是同一個人。
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在變,而我們每一個個體,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也是一樣。
本書呈送給讀者的,就是這樣的變化過程。我願意說它是過程,而不是結果,是因為作為作者,我還將繼續面臨新的變化;而作為思考的階段性產物,這里提交給讀者的,也僅僅是我到現在為止的極其有限的體會。
本書中的內容,最早的兩章寫於1998年,作為一篇論文發表在《學術思想評論》上。當時我確定的思路,是寫作一本由系列性的討論組成的專著,題目定為《文學的位置》——那時困擾著我的其實是一個如何跨學科的問題。在當時,跨學科和跨文化,都是一個需要勇氣的舉動。我說需要勇氣,是因為你必須要做好為此而一事無成的思想准備,因為虛假的「跨學科」之舉雖然不像今天這麽流行,在那時也已經並不鮮見,而與各個學科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相對應,跨學科的基本前提和正當性也不可能得到應有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所謂「跨學科」很容易直觀地演變成對於現有學科知識領域的擴展。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題確定為「文學的位置」,其實是得益於兩位專攻政治思想史的日本學者,是他們在和我進行的若干次討論中,使我明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學研究者的思維方式有時候可以和政治思想史形成互補關系,而這種互補關系有助於揭示那些在一個學科內部很可能被遮蔽的問題。我並不認為跨學科就是把兩個學科合並在一起或者把手伸進別人的領域,也不認為跨學科就是在本學科賣弄一些其他學科的知識,更不認為跨學科就是在林林總總的已有學科里再造出些新的學科來。上述這些認識上的偏差正在制造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跨學科知識,卻無助於反省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為什麽要模糊學科的邊界而提倡跨學科。我覺得真正的跨學科其實僅僅是一種機能,一種迫使自己和別人都自我開放的機制,它不必要也不太可能走出自己受訓的那個學科的思維方式,但是它卻可以質疑和對抗這個學科內部因為封閉而被絕對化了的那些知識,以及復制這些知識時那些不健康的學術政治行為。因此跨學科必須依賴不同學科之間具有張力關系的對話,並在這種對話中形成知識生產的新場域,同時,這個新的場域並不一定需要某種物理性的空間位置,甚至也不一定需要一個確定的名稱——但是,它必須依賴高度的精神刨造能力,亦即依賴非常識性的和非直觀性的精神工作方式:在理論上,這樣做的結果是對參與對話的所有學科的知識結構都形成新的沖擊,並且有可能重新組織處理知識和問題的基本方式。
關於為什麽需要跨學科,我本人並沒有太多的思考。或許僅僅是厭煩了文學研究領域里過於直觀也過於隨意的思維和討論方式,或者自己骨子里從來不是一個文人。但是有一個理由可能是成立的,那就是,我並沒有趕上一個文學的時代,盡管這個時代並非不需要文學,但是這個時代不屬於正在日益畫地為牢的「文學」。
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討好那些在今天的時代里成為「顯學」的學科,因為各個學科似乎都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學科未能獨領風騷;而且,其實在其他很多學科里,我都能夠感受到在自己的學科里感受到的那種膚淺和直觀。實際上我的這個感受來自劇烈變化的時代本身,這個時代要求我們進行更為細致和嚴謹的思考,而不是僅僅進行姿態性的表演。思考需要資源,正是在尋求資源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離開」了文學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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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在變,而我們每一個個體,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也是一樣。
本書呈送給讀者的,就是這樣的變化過程。我願意說它是過程,而不是結果,是因為作為作者,我還將繼續面臨新的變化;而作為思考的階段性產物,這里提交給讀者的,也僅僅是我到現在為止的極其有限的體會。
本書中的內容,最早的兩章寫於1998年,作為一篇論文發表在《學術思想評論》上。當時我確定的思路,是寫作一本由系列性的討論組成的專著,題目定為《文學的位置》——那時困擾著我的其實是一個如何跨學科的問題。在當時,跨學科和跨文化,都是一個需要勇氣的舉動。我說需要勇氣,是因為你必須要做好為此而一事無成的思想准備,因為虛假的「跨學科」之舉雖然不像今天這麽流行,在那時也已經並不鮮見,而與各個學科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相對應,跨學科的基本前提和正當性也不可能得到應有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所謂「跨學科」很容易直觀地演變成對於現有學科知識領域的擴展。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題確定為「文學的位置」,其實是得益於兩位專攻政治思想史的日本學者,是他們在和我進行的若干次討論中,使我明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文學研究者的思維方式有時候可以和政治思想史形成互補關系,而這種互補關系有助於揭示那些在一個學科內部很可能被遮蔽的問題。我並不認為跨學科就是把兩個學科合並在一起或者把手伸進別人的領域,也不認為跨學科就是在本學科賣弄一些其他學科的知識,更不認為跨學科就是在林林總總的已有學科里再造出些新的學科來。上述這些認識上的偏差正在制造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跨學科知識,卻無助於反省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為什麽要模糊學科的邊界而提倡跨學科。我覺得真正的跨學科其實僅僅是一種機能,一種迫使自己和別人都自我開放的機制,它不必要也不太可能走出自己受訓的那個學科的思維方式,但是它卻可以質疑和對抗這個學科內部因為封閉而被絕對化了的那些知識,以及復制這些知識時那些不健康的學術政治行為。因此跨學科必須依賴不同學科之間具有張力關系的對話,並在這種對話中形成知識生產的新場域,同時,這個新的場域並不一定需要某種物理性的空間位置,甚至也不一定需要一個確定的名稱——但是,它必須依賴高度的精神刨造能力,亦即依賴非常識性的和非直觀性的精神工作方式:在理論上,這樣做的結果是對參與對話的所有學科的知識結構都形成新的沖擊,並且有可能重新組織處理知識和問題的基本方式。
關於為什麽需要跨學科,我本人並沒有太多的思考。或許僅僅是厭煩了文學研究領域里過於直觀也過於隨意的思維和討論方式,或者自己骨子里從來不是一個文人。但是有一個理由可能是成立的,那就是,我並沒有趕上一個文學的時代,盡管這個時代並非不需要文學,但是這個時代不屬於正在日益畫地為牢的「文學」。
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討好那些在今天的時代里成為「顯學」的學科,因為各個學科似乎都有理由抱怨自己的學科未能獨領風騷;而且,其實在其他很多學科里,我都能夠感受到在自己的學科里感受到的那種膚淺和直觀。實際上我的這個感受來自劇烈變化的時代本身,這個時代要求我們進行更為細致和嚴謹的思考,而不是僅僅進行姿態性的表演。思考需要資源,正是在尋求資源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離開」了文學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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