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紂建立周王朝,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王朝,史稱周代。這一時期周武王、周平王分別建都西安與洛陽,由此,史家又以西周、東周稱之。《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介紹了我國考古工作者在20世紀中對兩周遺址進行的一系列考古發掘及其研究成果。這些發現在許多方面不僅填補了文獻的空白,也從不同視角闡述了周朝八百余年間,創造的比商代更高的歷史文明,洞察到東周時期出現社會變革並向封建制度轉化的必然趨勢。兩周是我國青銅時代的巔峰時期。青銅制品中有不少驚世之作,還出現了人工冶鐵業。讀者可從本卷對兩周時期的都城遺址規模、布局與出土物的介紹,了解到當時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狀況;看到 周公所制的「禮制」及走向「禮崩樂壞」的過程,感受到古代先民在農業,手工業與藝術文化方面的卓越創造力。進而意識到兩周時期的文明成果對後世的文明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本卷引用資料豐富,涉及內容廣泛,對從事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藝術史、文物與博物館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工作者,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目錄

《中國考古學》總序
緒論
第一章 先周文化探索
第一節 課題的提出
第二節 先周文化及其淵源的推斷
第三節 先周文化的分期及分布地域
第四節 聚落形態和社會生活
第五節 先周文化與周邊青銅文化的關系
第二章 西周文化的分期、年代和都邑
第一節 西周考古的主要工作
第二節 西周考古學文化的分期
第三節 碳十四測定的西周考古學的年代框架
第四節 都城和聚落形態
第五節 墓葬制度和習俗
第三章 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墓地
第一節 燕國墓地
第二節 晉國墓地
第三節 虢國墓地
第四節 衛國、邢國和管國墓地
第五節 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
第六節 魯國故城墓地和劉台子墓地
第七節 (弓魚)國、? 透旯溝
第四章 江南地區的西周文化
第一節 長江中游的西周聚落遺址
第二節 長江下游的土墩墓
第五章 西周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
第一節 農業和養殖業
一 農業
二 養殖業
第二節 金屬冶鑄
一 青銅冶鑄
二 冶鐵術的興起
第三節 陶器和原始瓷器的燒造
一 陶器的燒造
二 原始瓷器的燒造
第四節 玉器和漆器的制作
一 玉器的制作
二 漆器的制作
第五節 骨器、蚌器、牙器和角器的制作
第六章 西周時期的文化
第七章 東周時期城市的發展
第八章 東周時期中原地區的墓葬
第九章 東周時期南方地區的墓葬
第十章 東周時期的生產技術
第十一章 東周時期的社會生活
第十二章 兩周時期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
後記
 

20世紀是考古學傳人、誕生於中國的時代チ是中國考擊學的形成、發展和繼續發展的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囿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和學者們,曾經就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發現、研究及其在21世紀的進一步發展,進行過多次討論,大家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國考古學學科歷史發展的主要參與者、見證者。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作為當今中國國家級惟一的考古科研機構,將百年來考古學在中囿的發展歷史作一回顧、總結和研究,並對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作一瞻望。是我們義不容薛的學術責任:基於上述考慮,1996年我們考古研究所審時度勢,提出編著《中國考古學》計划,通過充分論證,這一計划先後被批准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項目,以及「十五」國家重點圖書規划項目。

《中國考古學》各卷分別對不同時代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研究。從總體來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大致划分為近代考古學傳人時期和中國考古學誕生時期、形成時期、發展時期與繼續發展時期等幾個階段。

1.近代考古串傳入時期(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20年代)

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隨著外國殖民者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侵略,文化滲透也接踵而來。這種文化滲透的表現之一,就是外國人到中國的「尋寶」活動。他們采取的形式大多是以探險隊、考察隊名義進行活動,其中歐美國家的探險隊或考察隊多在我國新疆、甘肅、內蒙古等西北地區活動,日本的探險隊、考察隊多在我國東北地區和台灣等地活動。上述活動,一方面使大量中國古代珍貴歷史文物被劫掠到國外,另一方面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也隨之傳入中國。

這一時期近代考古學傳人中國和「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文書」的重大發現,成為中國學術史從傳統學術向近代學術轉變、從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變的重要契機;使從「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史」走出的「疑古」學者們,看到了「釋古」(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結合的「二重證據法」)、「考古」的科學曙光。考古學成為學術界備加關注的新科學。

2.中國考古學誕生時期(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近代考古學傳人中國促使中國傳統的「金石學」發展為「古器物學」,繼之「古器物學」又發展為考古學。

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1919年的五四運動又給中國帶來了科學與民主的思想,這為此前傳人中國的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從科學史來看,考古學是在近代科學發展的基礎之上誕生的,更具體地說考古學的出現是近代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在當時「科學救國」思想影響下,近代中國科學,尤以地質學、古生物學成就最為突出。由於地質學、古生物學與考古學學科之間的密切關系,當時已有一批在國外學有所成,在國內業績卓著的中國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成為了最早涉足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家;還有一批中國學者,雖然其學術背景不盡相同,但他們都積極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動或中國人獨立主持的考古發掘。這些都為考古學在中國誕生創造了人才條件。同時,一些受聘於中國科研機構或政府管理部門的國外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等,通過與中國學者合作開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把西方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介紹、傳播到中國,從而為考古學在中國的誕生創造了科學條件。

這一時期的考古發現眾多,如舊石器時代北京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和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發現,山西西陰村、河南澠池仰韶村、山東歷城龍山鎮等史前遺址的發掘,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大規模勘探與發掘等。1928年由中國國家學術機構負責、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成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志。通過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西方考古學中的地層學、類型學在中國考古學中得到運用和發展,一些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中得以應用。由於當時中國境內的不少考古工作采取了國際合作的方式,使剛剛在中國誕生的考古學獲得了「跨越式」發展。

3.中國考古學形成時期(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之後不久,中國學者就成為了本國考古學的主力軍。這一時期開展的北京周口店遺址、河南安陽後崗遺址(小電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三疊層遺址)、安陽殷墟宮廟基址和王陵區的大規模考古發掘,獲得重大學術成果,為建立黃河中下游史前文化和早期國家的考古學文化框架奠定了基礎。從學術的時空兩方面來說,它們為中國考古學向早晚兩方面的拓展和由中原向周邊地區的發展,尋找到科學的支撐點。中國考古學家在安陽殷墟的長時期、大規模的成功的考古發掘,為東亞和東北亞地區古代都城遺址、大型建築遺址的考古發掘,探索出一條成功經驗。

中國考古學在其幼年時期取得的成果,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的科學基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鄣沫若,正是利用安陽殷墟考古資料和兩周金文資料,完成了中囿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4.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面臨極好的機遇。在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石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考古學堅持以田野考古為基礎,使學科得到健康發展。中央政府設立了專門的文物考古行政管理機構,成立了國家考古科研學術機構土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學設立了考古專業。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與北京大學應全國考古工作急需,聯合舉辦了四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證。作為中國考古學學術園地的「三大雜志」——《考古》、《文物》開始創辦,《考古學報》更名復刊,它們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平台。

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主動配合國家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積極開展文物保護、考古勘探與發掘,積累了極為豐富的考古資料,為此後中國考古學學科咐空框桀的建立,考古學方法、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這一時期舊石器時代的雲南元謀人和陝西藍田人等考古發現,使古代人類在中華大地上的活動歷史上溯了百萬年,活動地域大大擴展。新石器時代半坡遺址、姜寨遺址的發掘,豐富了仰韶文化內容,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史前聚落考古方法、理論的最早的成功探索;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發現,找到龍山文化源頭;冀南、豫北的磁山一裴李崗文化,河南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山東的北辛文化、岳石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中下游陶新石器時代文化向早晚兩方面延伸。長江下游河姆渡遺址、良渚遺址的發掘,引發了中國考古學文化多元理論認識上的飛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二里岡遺址等中國早期國家都城遺址的考古勘察與發掘,使以殷墟遺址為代表的晚商文化以前的早商文化和夏文化,得以確認。春秋戰國時代和秦漢至元明時代的都城、王陵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連同先秦及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再現了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古代文明,構建起了中國考古學學科的基本框架。

夏鼐領導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率先積極、主動地將科學技術應用於考古學,其中尤以碳十四實驗室的建立和年代學的成果最為突出,在體質人類學、古動物學等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考古學家與冶金、陶瓷、古植物學等方面的科學家合作,在古代遺存的物質結構參轢古餼夢物的研究等諸多方面多有收獲。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朝氣蓬勃發展的新中國考古學受到嚴重挫折。但是,人類發展的歷史往往是在遭到巨大的破壞之後,人們對過去認識得更深刻,對未來審視得更清晰,人類社會將出現更大、更快的進步。20世紀70年代後半葉的中國考古學,在學科建設 考古學方法和理論發展等諸多方面,為中國考古學其後的「起飛」准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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