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早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老一輩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都塞、薩特、威廉散等）相繼謝世的今天，詹氏幾乎已成為西方（特別是英語世界里）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作為當代為數不多的在跨學科、跨地域范圍里具有廣泛影響的理論風雲人物，詹氏深深卷入了自後結構主義興起以來西方理論界的一系列論爭，並在某些極具爭論性和開創性的理論領域留下了自己鮮明的印記。
詹氏在兩個在許多人看來相互排斥的問題領域奠定了自己的理論地位，並徹底改變了人們探討這些問題的思路。一方面，他是「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分析家和病理診斷師；另一方面，他又是80年代以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最富活力、最雄心勃勃、最多產和系統的實踐者。
在「共產主義」和許多人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全面退潮的「冷戰後」時代，詹明信的理論立場和政治立場一如他的知識產量一般毫無低迷的氣象。在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又一次宣布歷史已經終結的今天，詹氏獨具慧眼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與它唯一的研究和批判對象——資本主義一道重新獲得了空前的問題性、活力和重要性。在專業化、體制化、理性化和商業化似乎杜絕了一切有關未來的想象的消費主義時代，詹氏把尋找歷史的無窮變化格復雜矛盾，探索文化本文同廣闊的社會經濟境遇的有機關聯定義為自己批評旨趣的核心。正如他在編者為本書所做的專訪中指出的，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寵然大物本身同時構成了當代社會經驗和理論敘事的連貫性和不連貫性，構成了他的批判思維的「構成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
置身於美國學術界這部龐大的文化生產機器中，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即美國文化的「本土」批評家（盡管以美國學術界的口味，這位薩特和阿多諾的門徒簡直是個不可救藥的「歐洲中心論」者），詹氏的批評活動一方面具有與文化工業及其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顛覆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也在具體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從自己的批判對象身上獲取了種種物質的或象征性的力量。把自己的課題鎖定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氏的寫作獲得了許多西方學院理論家無法企及的廣闊視野和強大動力。如果19世紀的寓言精靈只是在游盪於巴黎商業街道時夢想到了商品的疆域，那麽對於後勤部現代歷史階段的辯證論者，資本和資本的符號所及之處，一切都變成了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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