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藥物與毒品

作者簡介
致謝
序言
第一章 希臘羅馬藥物中可制鴉片的罌粟
第二章 外來物:煙草、咖啡、可可、茶和燒酒的輸入和全球傳播，16至18世紀 第三章 18世紀的鴉片藥物學實驗
第四章 1868年前英國的藥物供應管理
第五章 德國第二帝國時期帝國衛生局和化學工業:伙伴還是對手？
第六章 從萬能止痛劑到異常行為的標志:1890年到1940年美國醫生對鴉片制劑的態度
第七章 美國西南部納瓦霍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中酒精飲料使用狀況的變化 第八章 吸毒癮:美國歷史上「毒品」一詞與濫用的結合
第九章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英國制藥工業中的研究開發活動
第十章 艾滋病、毒品和歷史
第十一章 「毒品斗爭」中的反常現象和秘密
索引

毒品是困擾著當今世界的幽靈嗎？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總會像下面一樣出現在讀讀報提要中：

毒品案件使社會震驚。有位一流科學家怎樣利用牛津大學的實驗室，來制造使人精神不正常的非法毒品，而還是救生的藥品，他的這一哄動一時的事件震驚了掉藥界。

《劍橋晚間新聞》，1993年11月27日

氟西汀是90年代的「特效藥」，是一種具有自身文化特點的抗抑郁劑┅┅每種成功的藥品都引起爭論，但沒有一種基過氟西汀。批評者擔心，它可能預示著一個由藥物學引起的、令人煩惱的社會控制時代的斗爭，正如安東尼·伯吉斯在他的小說《自動人奧蘭治》中預想的那樣。這似乎有些極端，但氟西汀現在不僅被宣布為抗抑郁劑，而且還被用來治療人的各種精神失調。與此同時，它引起了那些聲稱使用此藥效果很糟的人們提出的大量訴訟。

《衛報》，1994年2月4日

我們每年為小病小痛來買無醫生處方的藥物花費10億美元。但它們是否確實對我們有所裨益？

《衛報》，1994年2月8日

大量售出的毒品可能已在英國殺死了數以百計的人。

《星期日時報》，1994年2月27日

毒品既屬於自然，又屬於社會，因而具有各種相互影響的不同方面，而不單單是歷史方面。關於毒品歷史的主要方面和各階段情況，論著很多，但正如本書表明的，主題是它的發展問題。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了解當前的毒品，對闡明其以前的歷史極其重要。同樣，研究毒品歷史對理解我們時代的毒品使用和濫用總是也非常重要。當然，無論在數量上，或在質量上，今天的狀況都無法與過去的相比：

在藥品文獻中，經常出現的大約主要有300種藥品，其名稱是希臘語、拉西語、漢語或其他古代語言。直到19世紀，關於使用藥品和抵制改變天然藥品的產品，出現了明顯的一致性。一個18世紀醫生的典型藥箱，與一個13世紀醫生的藥箱並無很大區別，除了中世紀的醫生不會有來自新大陸的藥品，例如秘魯香脂、菝 和煙草┅┅這些東西在以植物的一部分聞名時，在醫學和化學使化合物分離出來之前很久，就被民間醫學發現其醫術用途。

對比之下，在另一個意義上說，許多藥品對現時代來說又是「新」的。到1979年為止，美國最經常開的處方二十五種單一成分藥品的80%是1950年之後被采用的。其中一半是1960年以後被采用的。

眾所周知，鴉片在毒品歷史上占據特殊的地位，這種地位在論文集得到多方面的反映。安德烈亞斯-霍爾格·梅赫勒指出，正是18世紀的鴉片實驗，有力地促進了藥物學和生理學理論的發展。首先，它分別導致了對毒品作用的方式和部位的新認識：通過神經直接起作用的觀點，讓位於通過血液循環系統吸收後傳遞的觀點。再者，它有助於區分「感受性」概念和「應激性」概念，為控神經生理學的發展和肌肉攣縮的研究有效地奠定了基礎。

舉另一個較早時代的例子。約翰·斯卡伯勒指出，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因深知鴉片過量所帶來的危險，醫生和病人都非常謹慎地使用鴉片。他因而得到結論：「也許我們永遠應該根據主導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輿論來解釋『吸毒成癮總是』」。

當論點已經形成時，就產生了關於造成毒品具體觀念的社會類型問題，關於毒品的政策問題，它們是如何形成的？在各時期又是如何實行和改變的？作家們對這些問題的關心，主要集中在特定時期和典型事例上，剖析圍繞毒品的爭論和討論。這些構成了貫穿全書的線索。

本書還提示，「毒品」問題由來已久——毒品（在這個詞的所有意義上）的地位通常是爭論不休的。醫學科學試圖弄清這種特效物質（對生理的、精神的和病理的）特性。用戶、醫生、公眾輿論和政府都參與到區分恰當使用和准許使用之中，這些過程往往導致激列的沖突。關於使用和濫用的界線（個人、醫務工作者和制藥公司，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地參與了開發、制造和銷售這些東西，因而在其中有著廣泛的金融利益），爭論異常激烈。「供替代的」藥物就是設法開發更柔和的、更自然的毒品。顯然，這些問題今天仍未得到解決，因為一些有寄生極易上癮的東西（如酒、煙）仍舊自由地可以獲得，一些憑著醫生處方買到，而其他的則是非法購得的，是國際走私貿易的對象和「反毒戰爭」的打擊目標。

這本歷史論文集強調指出，偈在其他領域一樣，毒品領域的科技發展是不可阻止的。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問題是如何迎接像氟西汀這樣產品的挑戰。正如戴維·羅思曼（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學和歷史學教授）所說的，人們對事件嚴重性的認識日益增強，而問題的解決要求社會的全面改革：

今天我們剛聽說氟西汀，明天我們將聽到一種新的激素，而後天將聽到一種新的基因控制。我能設想嚴格的規則和程序，但我極難想象它們付諸實施和受到重視。我們需要極不相同的病人和醫生，而且我們必須是一個很不相同的種類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