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于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諦理的現觀”，最終歸于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人的歷程。雖然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于義解門；而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于實踐門；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信仰佛教的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于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殖民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于是佛教便是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像呂（�山一王�）、陳垣、湯用彤等，皆為一代學術大師。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游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于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這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由于受到歐美治學風氣的影響，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對佛教進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們對佛教認識更加深入。學術研究作為一種工具，用來剖析佛教的歷史與思想等等領域，擴大了佛教的知識面，更突顯了佛教的悠久歷史和文化積澱。學術研究利用各種先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各種文獻的比較研究，不斷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資料，顯示其優勝之處。通過學術研究，使佛教的思想體系與歷史發展脈絡更加清楚，提高了人們對佛法的正確認識。從事學術研究的社會學者本身就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了解非常透徹，其思想觀點往往能夠補充僧界的不足；同時，他們作為佛教界與社會溝通的橋梁，嘖融轉化佛教的思想，向社會表達佛教的看法，這些都是有益于社會與眾生的活動。
因此，佛教學術研究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而且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以了解過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佛代會便提出要契理契機地弘揚“人間佛教”思想，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便是以“以文化闡揚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契理契機地以文化闡揚佛法是實現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現代化的權巧方便。”現代中國佛教界，應該認真地認識學者的新觀點，吸收其中的有用之處，通過轉化與變通，仍然能夠落實到佛法的信仰與實踐，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潛力。
寧波寶慶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歷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寧宗賜名“寶慶詩寺”。里歷代住持及僧眾均有重視義理、尊重學術、禮待學人的優良傳統，一直講法不輟。曾在中國歷史上流傳最廣，現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性啟蒙教材《三字經》的作者王應麟曾為寶慶寺撰寫了《寶慶講寺記》。大儒黃震為寺里撰寫了《寶慶寺觀音殿設》。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聳立在寺里。現在寶慶全寺僧眾十分重視自身素質的提高，在日常事務、早晚功課、坐禪念佛等之外，勤于讀書，研究經論。我本人自從出家以來，參訪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識的指點，喜歡研討經論及現代學者的研究著作。因此無論到哪里，我都會帶上一些書，也經常會到各地的書店去逛逛看到佛教書籍經過十多年的出版，已經蔚為大觀，感到欣慰。但是，對于社會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發展，目前出版的書籍遠遠無法滿足人們對佛法的需求，而且現有書籍之中，難免良莠不齊，精品佛教圖片仍然少見。有感于此，我道堅法師、聖凱法師、黃夏年先生進行一些交流，得到他們的贊同與支持。于是，我們決定以本寺的名義出版一套叢書希望能夠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讓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
朗宇
2003年6月21日于寧波寶慶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