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所有站在這本書背後的和之中的人們一一致謝，這對讀者來說恐怕就像做聖人連禱一樣，既鼓舞人心，又令人厭倦。所以不列出在這本書上幫助過我的所有聖男聖女，而讓我在「博士、聖徒、殉道者」的不同類目中都只提一二個有代表性的，他們曾以不同方式幫助我闡述、澄清和糾正此書的觀點，即關於一種諸宗教相互關聯的、對全球負責的對話。
或許我要向我的學生們致以最深的謝意，他們既有對不明確的或不真實的神學談論表示厭煩的極好能力，又具肯定和擴充觸動和挑戰他們生活的宗教觀念的濃烈興趣。我特別想到薩拉·漢布魯克（Sarah Hambrook）、戴維·舒納（David Shurna）以及宗教和生態正義的沙勿略學者研討班，他們為本書的初稿出力甚多；研究生唐·孔克爾（Don
Kunkel），他在我指導下作研究，同樣出過力；萊斯利·海博爾（Leslie Heybore）、保羅·納加諾（Paul Nagano）以及我在伯克利研究生神學協會的夏季班上的其他學生，他們鼓勵了我，也曾為我的不明晰和膽怯責備過我。我也從學界的同事那里得到鼓勵，他們閱讀了此書的早期形式，如喬·布拉肯（Joe Bracken，S.J.）和羅傑·海特（Roger
Haight,S.J.），他們一直在郭促我，還有如加文·德科斯特（Gavin D』Costa）、和卡爾-約瑟夫·庫舍爾（KARL-Josef Kuschel），他們曾為我的方向和速度擔心。對孔漢思，我在多方面都要感謝他——為了他呼吁諸宗教負起全球責任的先驅性工作，為了他為此書寫序，也為了我們的友誼，這友誼不是不顧反而是因為我們的差異而更加增長。
印度母親在最后一章說話，但她在此書中自始至終都臨在一樣，正如自我1991年第一次拜訪她以后一直在我生命中臨在。我要感激許多人，是他們把我介紹給她，引導我對她產生既愛慕又敬畏的感情，特別是聯合神學院（UTC,班加羅爾）的學生和全體教員，在那里我和我的家人受到盛情款待，還有毗德亞約蒂（德里）、泰米爾納德邦神學校（TTS,馬杜賴）、古魯庫爾路德宗神學校（馬德拉斯）和達磨拉姆學院（班加羅爾）的學生和教員，我曾訪問這些地方，並常常延長逗留時間。在印度幾乎處處都有人以其智慧和忠告慎重而又真誠地、富有對話精神地接待過我，如斯坦利·薩馬莎（Stanley
Samartha，UTC）、塞繆爾·雷揚（Samuel Rayan，S.J.，毗德亞約蒂）、約蒂·薩伊（Jyoti Sahi，班加羅爾）、甘加達蘭（S.Gangadaran,TTS）、伊斯雷爾·塞爾瓦納亞加姆（Israel Selvanayagam，TTS）、德瓦薩哈亞姆（V.Devasahayam，Gurukul）、伊格內修斯·普西阿達姆（Ignatius
Puthiadam,S.J.，梅特里巴萬，巴納拉斯）、伊格內修斯·希魯達亞姆（Ignatius Hirudayam,S.J.，艾基亞阿拉亞姆，馬德拉斯）——在斯里蘭卡，則有阿洛伊修斯·皮爾斯（Aloysius Pieris）以及兩位博士生羅傑·蓋誇德（Roger Gaikwad）和基蘭·塞巴斯蒂安（Kiran
Sebastian），他們充當了極其耐心而又知識淵博的向導，引導我進入印度紛繁復雜的文體、種族和宗教的表層底下。
最後，我的致謝連禱要提到許多私交的朋友，是他們在我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促成了此書的進展:我在CRISPAZ（薩爾瓦多基督徒和平促進會）和貝拉明帕里什信仰與正義共同體的行動主義者同事，他們幫助我以「實踐」來支持我的「理論」；戴夫·卡倫（Dave Callan）和卡羅爾·金（Karol King）坦率地告訴我，我的寫作提供的是「有教養、有興趣」外行人所需要的東西；比爾·布羅斯（Bill
Burrows），奧比斯圖書出版公司的總編輯，他熱情不懈地給予支持，常常是一個電話即上馬；當然還要感謝我的家人:卡西（Cathy）、約翰（John）和莫里亞（Moria），他們在「神學方法」上給我的導超出我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