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英雄豪杰與民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孰輕孰重，歷來是史家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當然也是個非常不易說清楚的向題。常言道，一個好漢三個幫，這句明白易懂的話讓人覺得平實而中肯，可以省去我們作歷史辯證法深思的不少麻煩。然而，這些歷史中的好漢(或梟雄)與幫手的學術地位，卻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給英雄出謀劃策的各類寶鑒，千百年來不絕如縷，而就那些幫手們而言，在“群眾社會”到來之前，操持著改變或維持歷史方向的勢力的並不是他們，而是遍布于這個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將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鮮有人把他們作為一個心理實體進行研究。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民主時代的到來。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討論世俗化過程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競稿中，曾根據中世紀晚期以來在民俗、藝術、建築等方面的變化，對決定著後來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民眾生活態度和審美情趣的潛移默化，作了十分深入而生動的說明。他對這一過程的分析，有著一個與我們這里的討論相關的前提，即民主化使得各種偶像與建立在血統基礎上的世俗王權，已逐漸被平等人權和參與擴大的主張所消解，由此使權威合法性的來源產生了一個重大的轉移——血統身份也罷，君權神授也罷，奉天承運也罷，此時都已不再可能。領袖要想號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諸天下的“授權”才成，這時群眾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遺忘了勒龐
然而，群眾在社會生活的變遷中唱起主角，這種現象對近代政治制度的變遷帶來的結果，並不全都令人歡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的，群眾的民主權力就像一切個人權力一樣，當它沒有受到恰當的憲政約束時，也很容易轉變為它的反面，成為一種暴虐的權力。因此自伯克以隆，便有許多思想家對于各種群眾領袖挾民意而行獨裁的負面作用憂心忡忡。從這個角度講，法國人勒龐在這個世紀之交寫下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學著作，尤其是他寫于上世紀末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實在不該受到我們忽視。
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是何許人物？本來我們對這位當年法國的才子式人物不該完全陌生。他的《烏合之眾》一書，包括漢語在內被翻譯成17種語言。惜近代以來，國人長期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局，總是擺脫不了“保種圖存”的國家主義意識，因此最有現實意義的學說，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像《烏合之眾》這種反集體主義的著作幾乎沒有機會進入人們的視野，當然也就不足為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