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試策考述

序
序
緒言
第一章 常明經試策
第二章 準明經試策
第三章 類明經試策
第四章 常進士試策
第五章 類進士試策
第六章 學館試策
第七章 制舉試微
附錄一
附錄二
後記

陳飛同志于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在鄭州大學執教期間，就從事于唐代科舉與文學二者關系方面的研究，較早的專題論文為《唐代科舉制度與文學精神品質》（《文學遺產》1991年第2期）；後由我介紹，撰寫《唐詩與科舉》一書，列人廣西灕江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的“唐詩與中國文化叢書”之中。近幾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董乃斌先生就讀，又選擇唐代試策作為博士學位論文課題，更將研究引向深人，又因策試涉及唐代科舉的所有科目。遂全面鋪開，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的論著。現在面世的《唐代試策考述》就是《唐代試策研究》的前一部分，其博士論文中關于唐代試策與文學、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探討，則將另撰《唐代試策述論》

陳飛同志幾次與我說起，他在這方面的研究，與讀了我的《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有關。我這部書于1986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後，反應尚可，得到學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幾位中青年學者，仿我的寫作格局，撰寫類似的選題。如蘭州大學中文系王勛成教授寫有《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4月出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薛亞軍同志于去年撰成博士學位論文《唐代進士與文學》；另一位攻讀宋代歷史的博士生，將寫一部《宋代科舉與文學》。我在《唐代科舉與文學》的序言中曾提到︰“我只是把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我這樣做，只能說是開了一個頭，實際上唐代科舉牽涉的面很廣，其本身也有不少細節需要弄清，我處于八十年代前期，限于種種條件，不可能作細致的考索。而上面提到的幾部著作，包括陳飛同志的書，應當說比我更為深人，有些地方所論述的比我更為確切。科學研究是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認識過程，後來者居上，這是學術研究自身發展的正常現象。學術道路就是靠眾人的努力不斷往前延伸的。　

前年夏天，我曾參與陳飛同志博士學位論文的評審和答辯，限于條件，當時論文並未全部打印，我也來不及通閱。此後陳飛同志于教學之余，集中時間加以補充、修訂，先把這部《考述》提出，並約我撰序。這次我確細閱全稿，多有所得。不知怎的，最近忽然想起陳寅恪先生為陳垣先生兩部著作所寫的序，即《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均見《金明館叢稿二編》）。前者作于1935年2月，北京；後者作于1940年7月，昆明。

陳寅恪先生極其肯定《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長處，一是“搜羅之勤，聞見之博”，一是“識斷之精，體制之善”。他把扎實的功力與精深的識見結合起來，從正面提出對治學的要求，而在《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序言中，則含有對那一時期不良學風的譏刺。序言一開頭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這兩句話是寅恪先生有為而發的，倒不一定是對清代經學、史學作全面的判斷。後面就加以闡釋，謂︰“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各具”，這就不可能“人執一說”，對所謂自由發揮就“有所限制”。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這對“夸誕之人”貝�帶來好處︰“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證之結論”。這樣，“其論既出之後，固不能犁然有當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于是“奇詭悠謬”，“不可究詰”。這也就出現一種“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于經學之一途”。我是說，陳寅恪先生這里是有所為而發的，但長時期內卻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現在重讀，聯系當前學界一種故弄玄虛、自標新奇的張揚之風，倒使人有溫故知新之感。

我之所以在這篇短序中，花了這樣一大段文字來引述陳寅恪先生的議論，還因為近些年來確也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如陳飛同志那樣，在做踏實有用之事，與“夸誕之人”完全是兩條路。陳寅恪先生認為陳垣先生那種“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與“識斷之精，體制之善”，能對當代“示以準繩，匡其趨向”，“關系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我確是想從這種學術風氣的角度，來談談我對本書之讀後感骨g。

我這里不擬對本書作全面、具體的介紹，讀者讀後，或比我更有所得。我想提出的是，陳飛同志選擇這一課題，頗有識見。近一二十年來，唐代科舉、唐代科舉與文學9已成為唐代文化研究的一個關注之點，但有關唐代科舉的研究，以常科來說，對進士一般只是重視詩賦試（過去甚至認為進士試詩賦乃促使唐詩的繁榮），明經則以為就是試帖經，對這兩科的策試是不關心的。制舉當然是以策試士，但由于科目繁多，一般也就籠統言之。現在陳飛同志經過對唐代基本史料的輯集和梳理，主要得出這樣的結論︰一、試策是所有科目不可少的試項；二、試策是所有時段必不可少的試項︰三、試策在所有的試項里地位最為重要和關鍵；四、試策往往是唯一的試項，等等。由此，則從試策著手，全面探討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從而發現不少一直為人們忽視的專題，有些似乎還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如明經試中的“授散”，類進士試中的“多才科”，學館試中的“大成”等。叉如武後時劉思立關于雜文試建議的探索，道舉與“明四子”的辨別，學館試各類措置的介紹，制舉中的“制目”與“試目”的分辨，等等，都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作更細致的研討，使我們今天讀來對唐朝的這些科試情況，了解得更為清晰。陳飛同志還有一個大膽的探求，他把明經試分為常明經、準明經、類明經，把進士試分為常進士、類進士，又把制舉分為廣義制舉、狹義制舉。當然，其中具體論述可能還有商榷之處，但這樣做，提出一種“大科舉”的概念，就使唐代常科試與制舉試的範圍與意義顯得廣闊和豐富，有助于進一步探討科舉本身與當時文學、政治、文化，及文人心態、生活方式等關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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