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深廣實用價值和強烈藝術表現價值的中國書法,在歷史的走向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自漢至唐的大小封建政權沒有在實用的范圍中,以非常強烈的審美導向去左右書寫者。不少書寫者從功能的不同出發,自然而然地在或實用、或表現的范圍里燕尾服示自己的才情。
最為典型的如王羲之父子,既有規矩嚴謹的《黃庭》、《樂毅》和玉版十三行等小楷,亦的抒情不羈的《十七帖》和《中秋貼》。到於唐代的張旭,其楷書《郎官石柱記》法度森亞如歐陽詢,而其大草「如神虯騰宵」則純是法從自生。還是具有表現情緒的動態書體,均有不可替代的審美價值。惟其如此,具有強烈實用功能的楷書,在唐代居然涌現了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歐陽通、徐浩、顏真卿、柳公權等各具風姿的大家。而且,凡有行草相傳的,也各有個性。雖說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影響下大都學王,卻各得一體而發揚光大。因此,可以這麼說,唐太宗獨好王羲之,並沒有造成庸俗化的后果。
張瑞圖(1570-1641年),字無畫,號長公、二水、果亭山人、芥子居士、白毫庵道者等。福建晉江人。明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殿試第三為探花,授編修。后為少詹事禮部侍郎。后又歷任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