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性

愛德華·奧斯本·威爾遜(Edward 0sbome Wilson)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功勛教授，也是該校比較動物學陳列館(Museum 0f Com—parative Zoology)昆蟲學方面的負責人。

威爾遜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生物學這門新興學科的主要創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1971年，他出版了《昆蟲社會》這部專著，初步提出了「社會生物學」可以發展成一門「自成一體的」新興學科的設想。此后，他專心致志地搜集、分析、研究有關的資料與文獻，寫成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1975)一書，與此同時，他對人類社會行為產生了深厚的興趣，並形成了進一步用生物學原理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想法。盡管這一想法旋即引起西方學術界的廣泛爭議，但威爾遜還是孜孜不倦地從事自己的研究，力圖按進化論思想對人類行為作出新的詮釋。這一努力，集中地反映在問世於1978年的《論人性》這一著作中。從《昆蟲社會》到《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再到《論人性》，這是威爾遜建構起他的社會生物學理論體系的「三部曲」。

《論人性》一書出版以后，多次重印，至1995年已達9次之多。一些學者稱它是「最富刺激性的、最具挑戰性的、最有啟迪性的著作」，「一部充滿智力冒險精神的著作」，充分表明這本書在西方學術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威爾遜關於社會生物學原理的系統闡述，見諸《昆蟲社會》和《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這兩部著作中。威爾遜強調，整個生物學的基礎是基因，任何生物行為都反映了這一物種通過基因進行自我復制的技術，因此，研究生物行為必須建立在基因遺傳規律的基礎之上。威爾遜認為，物種之間日趨激烈的生存競爭，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動力；而在這種生存競爭中，如何使自己的基因借助種的繁衍得到傳遞和改良，從而在競爭中保持更大的優勢，是生物后天行為的原動力。所以，無論是生物的利他行為還是攻擊行為，都是服從於種的、也就是基因的復制與優化這一前提，換言之，所有生物從本質上來看都具有群體性、社會性。在這一方面，從昆蟲社會到脊椎動物社會，已有大量的事實可以佐證。社會生物學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命題：每一種生命形式都是一種「進化實驗」，是基因與環境歷經千百萬年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社會生物學格外重視將個體生態學、生態學以及遺傳學等方面的知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處於種群層次上的生態學和遺傳學為基礎，着力揭示社會群體如何通過進化來適應所處環境。

在《論人性》一書中，威爾遜直接用上述社會生物學原理來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以及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按他的話來說，就是「將群居生物學和進化理論向社會組織推演」。在威爾遜看來，屬於自然科學范疇的生物學科，長期以來沒有重視、關注社會科學的研究，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隔離，缺乏交融與溝通，從而難於真正認識、理解諸如生物進化、社會發展等現象。必須填補這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將生物學和社會學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科視為可以相互促進、相互啟迪、既對立又統一的「逆學科」，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人類認識的不斷升華。尋求將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同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是威爾遜研究人性的一個顯著特點。

威爾遜對人類社會有一種濃重的憂患意識。在本書的第一章中，他不無凝重地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今天，物質方面的變化是巨大的，但是，人類同時又面臨着兩個十分嚴重的兩難困境。一個是：在物質文明得到高度發展之后，人的內在潛能如何得到發揮和實現?發揮和實現潛能又為了什麼?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需要對人類精神進化史進行研究。第二個兩難與第一個兩難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即人類具有一些先天的本能或者說潛意識的動機，在它們當中哪些應該得到遵循?哪些應該加以限制或升華?一方面，這些本能是人性的核心，但另一方面，人類又需要從生物性本能中解脫出來，根據現代生物學知識對人生進行正確的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