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問次注集疏》的出版,使這部塵封一百余年的著作得以面世,給翹首以待的岐黃醫界一份厚禮,這是中曰兩國學人通力合作的又一成果。
山田業廣和森立之同是日本江戶後期漠方醫學的主將。在明治維新禁令下,不絕如縷的漠方醫學,幸賴兩位聖徒的彌綸維系,才得以賡續。他們猶如一場強烈地震後,在傾圯的廢墟上巍然屹立著的兩根擎天巨柱,顯示出岐黃醫學頑強的生命力。
山田業廣從明治庚午(一八七○)二月到一八七一年十月,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 一八七三年對「經注校讀一過,疏則當俟他日校之。」但在取諦漠方醫的嚴酷條件下,山田業廣已是債台高築,「明治三年庚午除夜,債鬼頻來,不暇應酬。「疏〕這一部份,即除《素問》原文和王冰注以外的諸家之言,未及親自校閱。這就是十九世紀漠方醫學最後一座堡壘構建的歷程。
岐黃醫學誕生于人類與病魔的抗爭中。每一次出現新的病魔,都考驗著它的生命力。同時,岐黃醫學又是在與巫術迷信的抗爭中發展起來,在與文化偏見、政治迫害的抗爭中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的西方醫學剛剛達到細胞水平,就有些人沾沾自喜,自以為手中握有全部真理,歧視和排斥所有的傳統醫學。二十世紀末,在分子水平上建立起來的現代醫學,已被證明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在許多問題上仍要問道長沙,因而少了一些偏見和傲慢。
二○○三年之春,「非典」肆虐,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病魔,中國的醫生並不抱怨《黃帝內經》沒有記載薩斯病毒,並不抱怨《傷寒論》沒有提供治療薩斯的藥方,他們運用岐黃醫學的理法方藥,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贏得了防治「非典」的勝利。
由此可見,岐黃醫學的生命力,不僅表現在它的理論和治療手段,不僅表現在民眾的信賴和需要,還表現在一批批篤信真經,矢志不渝,在各種磨難面前應對裕如的志士仁人。山田業廣和森立之都是這種志士仁人的杰出代表。在抗擊〔非典〕十中循流討源,辨證處方的醫生們,則庶幾近之。